【编者按】批评家黄子平于一九四九年出生，是当代文学的同龄人。他亲历当代文学的诞生、发展与转型，但又因自身经历游离于边缘位置，书写出不同于正史的个体记忆。

　　今年5月，汇编黄子平近四十年部分文章的《文本及其不满》由译林出版社·活字文化出版。该书转借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书名，从带着个体生命体验的海南插队岁月到北京大学的学生生涯，为读者先行勾勒黄子平个人肖像。进而借他独特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视野，编排他在海内外的不同时间发表的评论、讲演、访谈，从鲁迅、张爱玲、赵树理到汪曾祺、王安忆、黄春明，以此为读者展现另类阅读中国与中国文学的方式。

　　本文为黄子平就《文本及其不满》所作的专访，由出版方授权发表。

　　2019年10月23日，“文本的愉悦与不满——黄子平新书分享会”在上海衡山·和集举行。批评家黄子平（中）、作家王安忆（右）和批评家吴亮（左）。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问：《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一篇写了在海南岛农垦兵团的知青岁月。那时除了劳动，知青之间有什么“知识活动”吗？大家会看什么书？讨论什么话题？山野之间有哪些您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最近一次与这些“难兄难弟”相聚是什么情境？

　　黄子平：严格来说，基本没有太多的“知识活动”。我很羡慕别的“知青群落”，有那么多的“白皮书、黄皮书”在阅读和交流，他们报出来的书单在我所处的山野是匪夷所思的。非常年代的阅读，渠道、资源等等仍然烙上了那时的等级印记。读的都是合法的出版物，领袖说要读点马列，就读了很多马列，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哲学笔记》都读了。评《水浒》了，读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据说七十回本是反动文人金圣叹的阴谋）。顺便读了《红楼梦》，从“四大家族”的阶级剥削的角度读。买到李瑛的几本诗集（后来才知道他是 49 届北大中文系的“学长”），间接接触到“民歌体”之外的新诗形态。总之是一个非常孤独的阅读状态，没有老师，也没有同辈的交流。跟有些知青回忆出来的那种生机勃勃的“知识活动”相比，我觉得我的情形会普遍一些。

　　问：“鲁迅”始终贯穿着您的研究。从王富仁、钱理群到汪晖，很多人解读鲁迅都有一套自己的体系，您则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碎片化”，最近更具体到鲁迅的文化研究，他对脏话、对药和酒、对小脚等的关注。为什么感兴趣于这种似乎越来越“碎片”的研究？从中想引出什么问题？

　　黄子平：体系当然是我一直敬而远之的东西，但对鲁迅的阅读却不那么“碎片化”，通读《全集》一直读到书信和日记，对别的作家我还真没有这么用功过。我从王富仁、钱理群他们从总体上把握鲁迅的努力那里也学到了很多很多。鲁迅自己为“短篇小说”、“杂文”、“连环图画”这些碎片化的文体争取文化价值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对历史碎片的态度，我更愿意引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我们必须像黎明时分的拾荒者那样，去搜集它们，这种收集，不是为了“装配”它们，而是展示它们， 藉此寻求经由碎片通往总体的可能性。

　　问：“批评之什”中选有两篇 80 年代的文章。您曾说过，批评的产生，很重要的因素是社团。那时的批评氛围是什么样的？在这样一个“文学共同体”中，有没有对您影响很大的朋友和前辈？

　　黄子平：我所在的文学77级有一个“早晨文学社”，办了一个油印杂志《早晨》，同学们推我当这个只出了四期的杂志的主编，我最早的评论，就是在《早晨》上发表的，评的是小楂的小说《最初的流星》。八零年代的“文学共通体”（是“通”而不是“同”），我觉得人们之间有一种布朗肖所说的“无限交谈”，也就是说，已经不可能有一个权威的声音出来喝叫任何一个人闭嘴，同时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得到了聆听。在这种氛围中，我从前辈和朋友中得到的教益真的无法列数。

　　问：“批评之什”的后三篇，讨论对象都是港台作家。在香港的大学任教，开始最难适应的是什么？如何慢慢贴近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从 1993 年任教到 2010 年退休，对您来说，“边缘”的位置打开了哪些更宽阔的视角？

　　黄子平：在香港的大学任教，好像不存在什么难适应的问题，当然也可能跟我会说粤语有关系。除了教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我还教了十几年的必修课“古代文学批评史”，还教了“古代小说批评”等这些我“专业训练”之外的课程，对我原来狭窄的学术视野的拓展助益良多。我还多多少少参与了“在地”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甚至有时会开玩笑地自视为“新南来作家”了。对我这个自小浸润在岭南文化中的人来说，不会把香港文化当作“他者”或异质。回顾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光辉岁月”，我觉得它在岭南的巨大影响和存在是被远远低估了的。你不妨设想一幅以香港为“中心”的“文化地图”，北边是广东广西，东边是台湾，西边辐射到北美的“大唐人街”，南边是东南亚的华人区。“边缘”曾经是一种“学术时髦”，在“边缘”处吊诡地挤满了很多很多人。所以“边缘” 并不是与“中心”对立的僵硬位置，我说过，就广义的“阅读”而言，“边缘”只是表明一种移动的阅读策略，一种读缝隙、读字里行间的阅读习惯，一种文本与意义的游击运动。

　　今年5月，汇编黄子平近四十年文章精华的《文本及其不满》由译林出版社·活字文化出版。

　　问：新书中的《当代文学中的“劳动”和“尊严”》，还有之前讨论革命历史小说时，您会引入自己的个人经验，这不是现在常见的学术文章的做法。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写法？有时候，对文本的解读会成为写作者个人经验、立场的投射，您如何来把握其中的平衡？在处理中会有犹豫和挣扎吗？

　　黄子平：我觉得在人文学科的写作中（与“社会科学”不同），个人经验的引入是应该鼓励的方法，前提是你有没有值得引入的个人经验。赵园和钱理群等学长，反复提醒，说我们这一代学人，是严重先天不足的，理论素养不足，旧学基础很差， 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动荡人生所积累的体验，对社会、历史、世界、人和人性的某些独有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激情。如果连这点都不珍惜，那就真是一无所有了。当然，他们的个人经验，是写在学术专著的“后记”、“附录”和“札记”里（我建议读者们仔细阅读这些珍贵的文字），我呢，有时忍不住，就直接搁在正文里头。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写作，饱受“社会科学”的写作规条的束缚久矣，那种用数据和“统计学事实”来冷冰冰地说话的论文，真是受够了（也许人工智能将快速淘汰这一类专家和大师）。我一直想坦诚表明的是，我经历过这些，所以我会这样解读文本。如是我闻，岂有他哉。

　　问：据说在人大，学生给您起了个外号“黄三百”。这些 300 字的书评，您印象中有哪些精彩的评论？这些年来，开设“沈从文八讲”、讲《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生们对某个文学问题的讨论，和您之间有“代沟”和偏差吗？还是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感受？

　　黄子平：为了推动学生直接阅读作品，在北大和人大讲“当代文学”的时候，就规定了每个星期都要交一篇作业，字数不许超过三百字。学生习惯了长篇大论，一开始不会写短文，不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会“寸铁杀人”，到了学期中段，就越写越好。学会写精粹的文字，不说废话和套话，对当下的“中文人”来说， 这比什么“创意”“新意”都重要。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史”，而我自己已无力打破多年来累积的陈词陋见，你会希望听到新一代对经典作品的不同见解。不少学生是为了“考研”来修课的，记忆和掌握“标准答案”是他们的基本技能，我第一堂课就劝告他们不要以我的课堂内容去应试，而是以教材所说为准，否则考不上了不能怪我。结果呢，结果你发现教材和标准答案的厉害了，就是穆旦的诗里说的：“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

　　问：在讲“同时代人的批评”时，您引述阿甘本的观点，认为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古代”进入“当代”，比如洪子诚与俄罗斯文学，钱理群与鲁迅等等。对您来说，您是通过什么样的“古代”，想进入一个怎样的“当代”？在您的阅读史中，有没有从生命经验上对您产生影响的人？

　　黄子平：我想还是会追随钱理群，从鲁迅的现代（“五四”）来进入我的“当代”。和别的作家不同，身处当代的你无时不感觉到鲁迅的“在场”。鲁迅的幽灵，幽灵的意思就是不肯消失，无处不在，“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我引用过已故学长王富仁兄回忆他“少时读鲁”的叙述，说是前不久还是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读鲁之后，就开始看什么都不顺眼了，别人也看你怎么也不顺眼了（古人说的“不可一世，一世亦不可之”）。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共通的“生命经验”了。鲁迅的文字有“毒”，读之宜慎。

　　问：做学问、写文章，您时常反思和警醒自己的是什么？2010 年后，您的退休生活大致是怎么样的？最近在阅读什么？感兴趣的问题有哪些？

　　黄子平：“害怕写作”是座右铭，“可写可不写的，不写”。——可是还是免不了写一些应景的无聊文字，毫无法子。退休之后实现了我“挂单”教书的想法，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处客座，接触新一代的年轻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去年才发现读鲁而不读章太炎是不行的，就开始读章，不太好懂，但是很有意思。感兴趣的问题很多，最近比较关注的是近代以来一直到当代的“方言写作”和“方言文学”。

　　【本文作者为媒体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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