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社总编辑 丁以绣（左一）

对谈嘉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社长 谢寿光（左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李永强（右二）

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 刘九如（右一）

本报记者 张雪娇 摄

走进位于北京北三环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博物馆，会看到一片蓝色的海洋中点缀着一些绿色和黄色，这是由不同时期的千余种皮书排列而成的。11月3日，在这片蓝色的海洋面前，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创办的访谈类融媒体节目《总编辑会客厅》进行了录制，本次访谈为《聚焦高质量出版系列》的第三期，主题为“提高编辑含量水平”。

说到编辑，人们很容易想到“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句话，但对于出版业的发展而言，编辑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编辑人员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图书的质量，进而决定整个出版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提高编辑含量水平至关重要。

围绕这个话题，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社总编辑丁以绣与3位嘉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社长谢寿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刘九如展开了深度对话。

节目录制的这一天，正是谢寿光正式卸任、光荣退休的日子。在这一天，听这位在出版界征战近40年的老兵和几位嘉宾探讨如何提高编辑含量水平，格外有意义。

优秀编辑具备什么特质

主持人：每一本优秀图书出版的背后，都有一位或者多位默默无闻的编辑。那么一名优秀编辑应该具备什么特质？

谢寿光：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知识的生产者和出版者、研究者和编辑，从来都是一体两面。从删定六经的至圣先师孔子到编著《百科全书》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古今中外均是如此。

在知识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中，编辑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的老师、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所言：“我们这些学者今天之所以有名，很大程度上是靠编辑培养出来的。”不过，近几十年来，由于体制原因，大家对出版的认知出现了偏差，编辑被当作三流职业。

在我看来，优秀的编辑必须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现在的制度安排缺乏一种让编辑和研究者也就是知识整理者和知识生产者自由转换的机制。因此，这些年我一直在推行编辑的“旋转门”制度，即研而优则编、编而优则研。中国如果能有大批学者担任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必将从一个出版大国变成一个出版强国，这需要有一套制度性的安排。

优秀的编辑还必须攻读一门功底比较深厚的专业。实际上编辑只是一个泛称，任何一个人只能在某一个领域里精耕细作，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实现这一点，整个中国编辑人才选拔机制、培训机制，特别是大学的专业设置，都要有一场大的变革。今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研究生的就业成为问题。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除了进入各出版社的出版部之外，真正能从事编辑岗位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只读编辑出版课程，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

李永强：优秀的图书背后有一位优秀的编辑，这个观点我特别赞同。编辑是内容传播的“守门人”，他的眼光和能力决定了什么内容会被印刷出来，成为正式传播的思想和文化。特别是在融媒体传播成为主流、各种自媒体渠道充塞大众生活的当下，图书编辑在筛选、制作、呈现内容方面的“守门人”作用反而更加凸显。优秀的图书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而其背后也是一代代优秀的编辑在“奉献无言、著作留声”。纵观这些优秀编辑，我认为有一些品质是一以贯之的。

一是政治素养：导向正确，有大局观。这是我国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天然属性。毛泽东同志说过，要政治家办报。同理可说，我们也需要有政治家办出版社。编辑只有把好站位，站得高，看得远，才能策划出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好作品。

二是敬业精神：坚守情怀，脚踏实地。选择了做编辑，就是选择了一种职业追求，选择了一种文化的情怀、理想的精神和传承的使命。所以好的编辑一定是有理想的，为了理想能够守得住寂寞、耐得住繁华、坐得住冷板凳。这种文化理想需要践行的精神和扎实的工作，大到套系组稿，小到一书一页一字，每个环节都要毫不懈怠、精益求精。

三是创新思维：与时俱进，不断学习。编辑要专注于特定专业领域内的前沿成果和发展趋势，保证自己输出的内容能够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检验。编辑还要不断学习，丰富知识储备，掌握多元技能，培养职业敏感，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处于主动地位。

刘九如：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编辑，除了具备“四力”，还应该拥有三个特质。

一是喜欢。每年面试新编辑的时候，除了根据岗位要求，了解其岗位技能和岗位适应性，我总要从侧面问几个问题：你喜欢读书吗？平常喜欢逛书店吗？最近看了哪些书？记得前年到电子社应聘的一位新员工，她跟我说最近读了一本人工智能方面的书，感觉书中有些观点和数据不太准确，还想方设法联系了作者，与作者进行了交流，后来还与这位作者成了朋友。我一听，马上觉得这位应聘者具备编辑的潜质。她进入电子社工作两年，果然进步很快。

二是敏锐。电子社有一位编辑叫林飞翔，他在微信里看到朋友转的一篇文章《反常识思维》，讲的是如何用理工科思维看世界，他读完挺有启发，便进入人家的博客，才发现作者是一个留美博士，已经在博客里发了100多篇读书笔记。他从中选出30多篇文章，形成一个编辑大纲，定名为《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建议作者补充扩展后出成书，作者看到他的建议后，大为感动。于是两人配合，用了一年多时间补充修改，最终成书出版，这本书获得文津图书奖并入选年度“中国好书”，销量已达40万册。

三是完美。通过我对电子社众多编辑的观察了解，感觉那些特别在意自己编辑图书的品位，对内容不断推敲，对封面、版式效果特别在意，对某一个数据不弄准确就睡不好觉，为必须更改某个字追到印厂的编辑，都能编出好书，并最终成为社里的骨干编辑。比如计算机分社的资深编辑张月萍，她喜欢与技术大咖深入交流，不遗余力地将其成果挖掘出版，每年默默无闻地编出几本备受技术人员欢迎的书。2019年她一个人实现净发货码洋超5000万元。

培养存在哪些问题

主持人：坦诚地说，目前我国图书出版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质量不高的问题，与编辑队伍建设存在一定关系。请各位谈一谈，目前的编辑培养和使用中存在哪些问题？

谢寿光：编辑人才培养中最大的问题是编辑人才的定位不清楚。什么都能编的，不叫编辑。这与现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编辑出版专业在新闻传播学下面，是一个二级甚至是三级学科。然而编辑学本身有独特的学科定义，比如图书是把分散的各个板块的知识，用一个逻辑体系形成完整的知识点或者知识体系。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应该采用反向逻辑，把原来完整的知识体系，用一个一个的知识点进行切分，形成可以全方位进行流通、组合、快速使用的知识架构。

现在大学里恰恰很少有知识点标引或者书籍结构化分析的相关专业，也没有这样的课程设置，但是许多出版社需要大量经过这种专业训练的人员。这就要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继续教育体系，在岗的编辑继续教育的方式也有必要重构。

李永强：目前我国编辑培养和使用中的突出问题是编辑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既有新鲜血液吸纳的问题，还要面对现有队伍保持稳定的问题。出版业对编辑岗位的要求不仅要文化学历层次高，而且要具有扎实的行业从业经验，因此行业入职门槛高于一般的文化产业。出版单位要投入大量培训资源，个人要经历长期的编校历练和市场磨炼才能锻造一个优秀编辑，可以说“十年磨一剑”也不为过。

而目前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编辑没有稳定的福利保障，却面临薪水低、压力大的境况，大量的高学历人才越来越敬而远之。此外，网络媒体等新兴媒体的高投入高回报也吸引了传统行业大量优秀人才，使得出版单位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编辑队伍无论是稳定性还是专业性上都面临巨大挑战。可以说编辑人才的供需矛盾已经成为制约当前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的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出版业很难获得质的提升。

刘九如：我觉得以下几个关系的处理很重要，这些关系处理不好，将影响编辑队伍的建设。

一是编辑的短期培训与长期培养的关系。单位招人总是希望招到的人马上上岗产生效益。不少出版社新员工只经过短期的入职培训就急于上岗，然后放养，让其自我成长，导致一些编辑找不到感觉，做不出好书，还容易出问题。电子社注重短期培训与长期培养结合，对新招聘编辑，既要做一个月的短期集中培训，又要制定一个3—5年的培养计划，这样才能促使编辑健康成长。

二是编辑策划与编辑加工的关系。有些编辑沟通能力强，善于整合资源，适合于联络作者、尽快策划书稿；有的编辑文字能力强，善于编辑加工书稿，这样就不适合于散兵游勇式地让编辑独立作战，而是应该形成战斗小分队。电子社最近几年更多探索项目组的做法，让相关编辑形成项目组，尤其是重大项目或某些新领域的开拓，都是鼓励以项目组方式，形成配合，各尽其才。电子社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的《进阶的巨人：改变世界的伟大科技》一书，就是两个编辑形成项目组：一位编辑统筹，负责与作者联络打磨书稿；另一位编辑负责配图的选择和锤炼。这本书历时两年多精心编审推出，目前市场销售超过15万册。

三是两个效益的关系。出版社是企业，企业的生存基础是追求利润。虽然各社都强化了社会效益考核，但众多出版社在确保出版导向不出问题的基础上，也要追求经济效益。两个效益的关系处理不好，也影响编辑队伍的成长。

四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关系。出版业的未来方向必然是融合出版，这方面关系处理不好，我认为问题很大，可能让传统出版业丧失机会，导致编辑队伍建设出现问题。

怎样加强队伍建设

主持人：一名新编辑要成长为一名成熟编辑，少则需要三五年，多则七八年。可见出版社培养一名成熟编辑是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耐心的。那么，出版单位应该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呢？

谢寿光：编辑队伍建设我们探索了20多年，核心问题就是专业化。社科文献社一直践行编辑是出版社的主体这一人才强社理念，将编辑视为出版社的第一生产力，形成了一支以年轻的博士、硕士为主体，一批刚退出一线的各学科专家学者为支撑的近400人的编辑、出版、营销队伍。

为造就一支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学术素养深厚的学者型编辑队伍，2014年，社科文献社启动名编辑工程，在行业内率先推行高端人才评价及奖励政策，2018年完成第二批名编辑遴选工作。2018年还发布了首席编辑岗位聘任办法，做实最高专业任职岗位，为高层次人才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

为与国际接轨，推动编辑专业化转型，2018年，社科文献社开始实施编辑分类管理，将编辑队伍分为组稿编辑、营销编辑、文稿编辑、技术编辑四大编辑系列，为不同类型编辑设计职业发展路径。

对于青年编辑，社科文献社打造了特色的编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开展社长总编辑下午茶、首席编辑下午茶、青年编辑论坛、导师小课堂、新编辑集训班等一系列品牌内训课程。

通过打造一支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学术素养深厚的学者型名编辑队伍，社科文献社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夯实了基业。

李永强：针对出版业人才供需矛盾问题，加强制度建设有三个层面。

一是高校层面解决人才供给需求。比如，加强基础人才培养，从源头上增加出版人才供给。近年来学界建议把出版学专业升级为一级学科，这就是解决人才供给的一种思路。当然，除了出版学科，出版业还需要大量其他学科人才。再比如，通过强化产学研联动，鼓励高校与出版企业共建人才培养实践基地，也是一种人才交流培养的机制。

二是从社会层面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进入出版行业。要建立以社会效益为首位的人才队伍建设保障机制，加大对优秀人才培养引进的支持力度。比如给出版单位急缺的优秀人才以福利待遇支持，如落户支持、编制支持等，从人才引进保障上开辟绿色通道，落实政策，待遇留人。

三是从出版单位层面建立编辑队伍培养激励长效机制。首先，重视员工的培训和培养。人大社新员工入社后会通过导师制以“传帮带”的方式让新人迅速熟悉业务。我们每年要在社里搞一次很大的拜师仪式，要给每个师傅一个日记本，师傅可以在本子上记下这一整年里对徒弟的每一次指导、徒弟的每一点成长。此外，我们为了加强编辑能力培养，会针对不同层次的编辑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提高培训实效。其次，建立健全编辑岗位激励机制。制定合理的晋升路径和薪资待遇，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和“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激发编辑积极性，强化内部管理，建立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内生增长”机制。再次，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培养编辑的职业精神，形成具有文化情怀和美好追求的文化企业工作氛围。比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人大社出版，饶宗颐先生说：“经过人大社编辑的加工，我的作品可以传世了。”看到这句话，所有参与的编辑都非常激动，因为这是对他们工作的认同。

刘九如：各出版单位已经有很多制度，只是执行得有效与不够有效的问题。我认为对编辑能力的培养，以下三个制度应该加强。

一是任职资格制度。任职资格是基本制度，达不到编辑的资格就不能上岗。

二是导师制度。电子社最近3年进一步强化导师制度，将编辑人员分为基础期—培育期—成熟期—提升期，一级带一级，明确老编辑带新编辑的岗位职责，并投入近100万元的经费支持，对新编辑“传帮带”达到指标的给予导师补贴。

三是教育培训制度。电子社近年定期举办出版业务大讲堂（邀请外面专家来讲）、“四力”提升营（内部编辑交流）、全社编辑技能大赛，取得良好效果。

如何锤炼自身本领

主持人：有了单位的各项保障，在融媒体时代，编辑自身应该如何锤炼本领、提升编辑能力？

谢寿光：首先编辑必须选择一个专业方向，知识的专业方向，这是最重要的。编辑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服务平台的基本要求，确定专业方向，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一个好的编辑，策划的产品要让更多人接受，必须具备组稿能力、审稿能力、文字加工能力、营销能力甚至制作设计能力。除此之外，在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还需要具备数字编辑和传播能力。如果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还要熟悉国际出版规范，具备国际营销推广和出版能力。一个优秀的编辑应该具备这几个方面的综合编辑能力，但是这种综合编辑能力是基于某一个基础性学科的。编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专心做组稿、专心做文稿、专门做技术或专心做营销，这都是可以的，在某个方向成为行家里手。

做编辑还需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要和你服务的对象深度融入。好的编辑是话题的引领者、话题的设计者。

李永强：除了谢社长说的能力之外，我认为，保持政治敏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提升编辑能力要系好的“第一粒扣子”。此外，编辑要加强专业学习，保持对本专业领域学术最前沿的关注；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文字能力、编辑业务能力、选题策划能力、市场开发能力、新媒体运用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协调沟通能力；要关注新技术带来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的变化，运用互联网新技术为选题开发和市场营销服务。

刘九如：在编辑能力提升方面，我们主要强化三个方面。

一是认清方向。出版业必然是要走向融合发展。每位编辑必须要认清自己的发展方向，找到自己的努力目标。

二是把握需求。一定要让每位编辑意识到，读者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责任编辑必须想方设法去满足这些读者的新需求，由此必须在融合出版方面进行探索，并学会编制提供融合出版的优秀产品。

三是掌握技能。我们最近几年对编辑基本功的培训和锤炼，除了组稿、审稿、编稿、校稿，还需要进行社群营销，需要学会音频、视频产品的策划和制作。目前电子社大部分图书发布都进行网络直播，全社有100多位编辑参与或组织对自己图书进行网络直播，社里已经推出了30多位直播网红。通过直播带货销售已近1500万元。

如何协调经济矛盾

主持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那么当前，作为文化市场主体，出版社如何处理好编辑的“慢工细活”和编辑的经济报酬问题？

谢寿光：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社科文献社对四大类型的编辑，各精心设计了一套考核体系和考核办法，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调整。比如说，文稿编辑是以图书的品种数、质量和文字的加工处理量进行考核的，营销编辑主要以流量、变现的状况进行考核。

早在2004年，社科文献社就设计了16字方针，即“绩效管理、量化考核、成本包干、部门核算”。这套制度推行快20年了，成效是非常显著的。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社科文献社由事业部制发展成为分社制，同时对单品种实行严格的绩效考核，而且给予激励。但是随着平台的壮大，我们开始向分社整体效益考核为主转型，辅助不同岗位的特殊要求进行考核。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作为技术保障，我社目前已经可以做到实时采集每个管理节点上的成本效益。

李永强：整个出版业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上，作为文化市场主体的出版社面对市场化的激烈竞争，出版任务繁重、利润指标紧逼，缩短图书出版周期，多出书、出快书已经成为业内普遍现象。编辑工作不得不提速，适应快节奏的出书频率，使得“慢工细活”成为一种奢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今后出版供给侧改革需要实现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做精品图书需要时间和工序的双重保障，也是高质量发展，是社会效益为首位的客观要求。

出版社要合理安排出书计划，坚守质量红线，适当调整出版任务。要为编辑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标，以质量为基础优化奖惩机制，不盲目追求数量，提高考核中策划质量和编辑质量权重。鼓励精品出版，把社会效益指标量化到编辑的经济报酬考核中去，追求速度与质量的在出版工作中的平衡。

出版社始终要树立精品意识，产品本身才是决定出版社品牌和发展的根本要素。因此，工匠精神在编辑业务中是永远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出版质量才有保障，出版品牌才有含金量。

刘九如：“慢工细活”重在“细活”，即要推出好的产品；有好的产品必然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因此必然获得更多的经济报酬。

电子社有两个案例：

一是我们电子信息分社组织编辑《集成电路产业全书》，调动6位编辑组成项目组，历时3年，联络100多位作者，出版难度非常大。第一年刚起步时，不产生效益，社里及分社便给予项目组支持；第二年获得200多万元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第三年正式出版后，引起行业广泛反响，很快销售8000多套，实现400多万码洋，最终实现较好盈利，项目组也因此获得较好的经济报酬。

二是电子社有位责任编辑每年就做三四本书，但每年都能拿出一本销量10万册以上的书，比如《万万没想到》《智识分子》《高手》《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等，他个人经济报酬在部门也是靠前的。

这两个案例的背后，电子社的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制度保障。社里每年预算500万元，设立“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点专著出版基金”，对于“慢工细活”能打造出获奖书和畅销书的编辑给予专项资金支持。

二是考核导向。我们将社会效益考核指标细化到每个分社，拿不出重点书、没有获奖书和项目、社会效益出现偏差的部门，必然影响总体评价，即使经济效益最好，部门主管和员工薪酬额度也不是最多的。

三是奖励激励。电子社对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出版的图书入选“中国好书”的编辑给予重奖，对于“慢工细活”的精品图书，每年进行评选，对部门和编辑也给予相应的奖励。

这些措施，促使电子社在精品出版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