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汹涌而至的娱乐仿佛要把人们的时间榨干，关注力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资源时，出版面临的挑战便不仅来自外部，也存乎于自身。
“出版业所面对的危机是严重的，持续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资深出版人龚曙光接受《出版人》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龚曙光对内容的信心有多坚定，他口中的危机就有多紧迫。这种危机感不仅因为2020年至今因为疫情而带来的行业萧条，更有对出版在介质、供求和生态层面的担忧。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资深出版人龚曙光
闯过新世纪媒体、出版的宏阔变革浪潮，体验过评论家、编辑、作家、老总等多元身份后，龚曙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专业且优质的内容永远可以在残酷的市场立足，但这份立足点也同样需要保护。身为全国人大代表，龚曙光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关于规范出版物市场价格秩序的建议，针砭出版行业当下最突出的痛点，他在提案中明言：电商渠道以资本投入和平台规模为手段，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持续多年的低于成本价售书已经对图书出版业的上下游带来深刻影响。在采访中，他更把这种盘剥比作某种生态灾难：不能为了养肥几家电商，而牺牲一个时代的文化创新激情，牺牲整个社会的人文风尚和文化情调。
在为出版业放声疾呼的同时，龚曙光也为同行敲响警钟：当汹涌而至的娱乐仿佛要把人们的时间榨干，关注力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资源时，出版面临的挑战便不仅来自外部，也存乎于自身。如果有一天出版走向衰败，那这种衰败不是因为图书这种产品被替代，而是从阅读这种行为被消解的那一刻开始的。凛冬将至，出版人的信念与智慧无疑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对此是否真正做好了准备？
《出版人》：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仍有唱衰的声音，中国的出版市场依然在不断成长，并成为全球最蓬勃的市场之一。您如何看待出版行业的未来？
龚曙光：对21世纪的出版业是否唱衰，其实大家是谈得多、想得少。无论唱衰与否，都是在凭经验凭感觉泛泛地谈，真正坐下来理性思考的少。所以我认为这些结论对行业预测没什么意义，对指导企业操作更不靠谱。即使在过去的五分之一世纪中，出版业还在增长，中国出版业仍一片繁荣，但很难说这就是21世纪的大趋势，就是中国出版的基本面。如果我们从这一观察点来讨论出版业的未来走向，就很难跳出经验的窠臼和思维的套路，得出具有预判价值的观点。
我们先得把出版功能和出版业作出区隔，才能更准确地探讨本世纪出版业的状态和趋势。就功能而言，只要人类这一物种还在繁衍，只要人类文明还在延续，出版就会存在、就会发展，因为出版肩负着人类思维与科研成果存储与传播的功能，人类文明要传承，出版功能就不可或缺。在这一意义上，本世纪的出版肯定是发展的、强大的。因为人类对文明成果的需求在变大，科技对出版功能的变革在加速，整个社会的出版能力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但我们所指的出版业，主要是指以纸为介质的图书期刊产业，就现行技术模式下的出版需求供给而言，我认为是一定会萎缩衰退的，甚至有可能在本世纪被替代。现代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既有成果，已经显示了在神经元层面上的人机交互功能，也就是说人类已经可以不借助图书、不通过学习而获取思维素材并进行思维，这种技术进一步完善的结果，就是人类文明的传承完全可以脱离现在的中介，在人机的直接交互中完成。如果我们愿意，当然也可以把这种存储与人机交互系统定义为出版业，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出版还有多少关系呢？
这种革命看起来距我们很远，其实不然，它已不是一个愿景，而是正在逐步呈现的一种现实。或许大家对此不是没有预感，而是不敢或不愿面对，因为当人类的出版功能由这些全新的技术、介质和方式来呈现的时候，现在的出版企业、现在的出版人是否还有存在或转型的可能，谁都不敢往深处探讨。
《出版人》：在过去的2020年，种种因素让全球化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也让出版人开始思考中国出版市场的历史际遇与时代使命。在您看来，中国出版市场是否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未来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龚曙光：对中国出版业的统计数据，我一向比较谨慎。我不太相信近年出版增长的幅度，即使统计模型和数据都没有问题，我也不相信我们国民的阅读量增加了。书是要靠时间来读的，而且每小时读多少页书，大体是个恒量。在国民的基本生活和工作时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人们花了少则2〜3小时，多则4〜6小时在手机上，读书时间的增长从哪里来？不要天真地认为大家捧着手机都在读书，这个概率不会高于百分之十，更何况手机上的浏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阅读。所以传统出版面对的危机是根本性的，即阅读时间的危机：不是有没有兴趣，而是有没有时间！
技术从来是改变出版业态的革命性力量，今天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创造了彻底革新出版业态的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我不认为中国出版还能对全球传统出版业承担什么责任，探索什么机遇。机遇一定是在新技术新业态那边。
而说一个市场是否成熟，首先得看支撑这个市场的产品技术是否处于稳定期，现在全球的出版业都面对技术革命，因而很难说哪里成熟哪里不成熟。当然如果我们一定要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我只能说过去的成熟正在被改变。这个改变不是某类产品或某个环节，而是生态性的，如果要问这个市场存在哪些问题，主要是生态出了问题，或者说是好些问题都影响了生态，比方说盗版问题、折扣问题、小众书问题、产品过剩、纸介质和屏介质出版功能重复等。
中国传统出版业垮不垮，取决于中国K12教育考试制度改不改，课程及辅导资料换不换。其它的因素都不是根本性的，国民的读书习惯不是一两天能养成的，国家具体的产业扶持政策，也大多是头痛医头，很难改变根本的生存环境。
《出版人》：在今天审视出版本身，我们也发现图书不再是唯一的产品，围绕图书所展开的编、印、发也不再是唯一的业务单元。出版和音、视频等多元的媒介，和教育、社交、文创都在产生越来越多的联系。探索这些图书之外的产品和业态，对出版行业究竟是机会还是陷阱？
龚曙光：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承载和传播思想与知识的方式和工具越来越多，不论我们是否将其归入出版范畴，其功能总是在分流或补充传统出版。当然，人类传播文明的方式从来就不专属于出版，即使在出版获得突飞发展如日中天的时代，人类依然同时拥有多种文明承载和传播产品，歌谣、戏曲等古老的样式也依然发挥着作用。今天的音频、视频、动画、游戏等当然也具备这种功能，但似乎没有替代之势。图书不论以贝、简、帛、纸或屏为介质，其承载和传播功能都是主流形态，当然有习惯的因素，但主要是读这种方式可能更易激活人类记忆和思考的生理功能。基于这一判断，图书被现有介质和产品实现功能替代的可能性小，相互依存形成某种复合传播的可能性更大。
当然以屏为介质的新产品，还是对全民阅读和出版业构成了某种危机：不在于功能上的替代，而在于时间上的抢夺。虽说网剧、动漫和游戏等都分流了人们的阅读时间，但它们只是针对特定人群，比如游戏就有许多人不会沾。真正侵夺图书阅读时间的是浏览，现在人们每天有数小时花费在屏上，大量的时间耗在了漫无目的浏览上，似乎接受了很多东西，但把手机一扔才发现什么都没有留下。浏览最大的危害是造成了人的关注点的快速漂移，进而导致兴奋点无法锚定，久而久之，人们不再具有聚焦关注和锚定兴奋点的能力，习惯上不再有深度阅读而只有随意浏览。所以不是图书这种产品被替代，而是阅读这种行为被消解。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并恶化，出版业的衰败是不可逆的。
看得更远一些，前面我说到过人机交互的问题，如果这种人工智能与生物工程结合的技术进一步发展，人类接受思想、知识、信息不再依赖感观，而是输入神经元，那出版业的功能就根本上被替代了。从这两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出版业所面对的危机是严重的，持续的。
《出版人》：在今年的“两会”上，您带来了关于规范出版物市场价格秩序的建议。在过去几年间，出版业在折扣问题上被逼得节节败退，让相对较高的折扣力度成为了被电商、出版方乃至读者普遍接受的状况。但您似乎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变成常态。
龚曙光：作为中国商业业态的革命性力量，电商已经整体地维新甚至改变了国民的日常生活，伴随着日渐优化的用户体验，人们已经习惯坐享其成。至于电商这种新商业模式对传统实体店模式的摧毁，用户最初并未十分在意，政府也未作好相应的制度防范。当电商强大到改变了整个商业生态的时候，商业模式改变对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便尖锐地显露出来了，尤其是那些负面的影响，比如社会不动产的严重贬值以及由此造成的金融体系的风险、大量实体店倒闭造成的再就业困难以及人力资源浪费、粗暴价格竞争与平台垄断性的恶性循环造成的商业生态恶化、实体商业凋敝乃至消失导致的社会人文功能无法代偿⋯⋯不管我们看不看得到，重视不重视，这些都是大问题，都会或早或迟与整个社会，也与每个人相关。电商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已经过去，其弊端逐渐显露的时代已经到来。
图书电商不惜亏本也要打折的现象存在已久，在他们没有成为主流平台和渠道之前便已如此，只是人们并没有十分在意。其实那时就已经不属于正常竞争模式了，只是电商惯常的烧钱模式，掩盖了这种竞争的恶意性甚至非法性。而正是这种被人们和政府忽视的恶性竞争，导致了平台和渠道的垄断性，进而导致整体出版链条和生态的极速恶化，危及了出版产业的商业逻辑和独特的社会功能、文化使命。图书对于读者而言，当然是越便宜越好，但当图书的生产销售维持不了正常利润的情况下，以内容为核心的图书出版就不再有真正的文化创造和科学创造，原创和原创性集成的图书占比急速下降，跟风随市的鸡汤书充斥市场，粗制滥造的公版书积压库房⋯⋯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甚至还可以在许多非商业性的因素上去追溯，但究其根本，还是电商造成的出版生态灾难。注意我的用词不是“问题”而是“灾难”，灾难带有补偿成本高，甚至在某种意义不可逆转而必须重建的特性。
我对就电商领域进行版权保护、价格协调等方面进行政策干预多次提出过建议，目前看起来收效甚微。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这仅仅是出版商、出版人的事，但用不了多久人们便会发现，这是一个社会的大事、一个时代的大事。我们或许会因为养肥了几家电商，而牺牲掉一个时代的文化创新激情，牺牲掉整个社会的人文风尚和文化情调。
我在海外经常拜访那些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的独立出版商，可能经历了几代人的经营，公司也没有做大，但每一代人手上都推出过优秀甚至伟大的原创作品。这类公司国内也有，有的是出版社，有的是独立策划公司，它们本可像海外的独立出版商那样生产和发展，但现在电商的压榨正令其难以为继。过去我们也常常在某条古巷、某个街口看到一个小小的书店，几个附近街区的人在店里翻翻书，拉拉家常，委托店主代购所需的图书。那是一种超越日常生存压力的悠闲时光，那是定期为心灵补充给养的生命节律。那家小店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心灵上不可替代的街头风景。但现在这种风景正在消退，症结依然在电商身上。
既然是灾难，那就得拯救，最有力的办法是政府制定规矩。在对新业态及时进行法规跟进上，国外有些政府比我们做得好：比如欧洲对电商的征税高于实体店，这样可以保证新旧业态的协调发展；再比如美国对互联网金融尽早立法，避免了蚂蚁金服式的野蛮生长，把电商的成长控制在健康的轨道上。
《出版人》：过去十年，出版行业的马太效应正在凸显：大企业正在形成平台，其雄厚的财力、强大的议价能力和对渠道的掌控力正在凸显。这种现状会否引发新一轮的整合、并购，进而改变出版现有的格局，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
龚曙光：过去十年是出版业资本化进程加速，业态整合趋势基本形成的十年，但相对其它行业资本化的初始时期，出版业整合的力度和速度都是和缓的。这或许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出版产业的正常业态是以产业巨头与独立出版商为主体，中间存在少量的专业性中型公司，大公司间的并购频繁，而对小型独立出版商的并购并不激烈。中国的出版业虽有特殊性，但到目前为止，亦未背离这种正常业态；二是中国的出版集团，绝大多数是国资背景，且多为地方集团，彼此之间发生并购的可能性极小，这不是估值高低的问题，而是所有权问题。中国的出版集团大多有钱，只是钱没处花，因为维持正常经营和发展，那些钱是花不出去的。近20年真正靠资本做大的集团只有中信一家，他们是带了业外资本进来抢了蛋糕、分了奶酪。所以整体上中国出版业的并购是不剧烈的。
至于未来是否会更加激烈，我认为在趋势上应当不会，当然不排除在某个风口并购案相对集中、在某一类型的公司相对高频的情况。中国出版业在过去的20年里，大的并购案基本没有，多数是一地鸡毛的标的，这些都不具备真正的商业价值，只有形象意义。不多的十几个国有并购民营的案例，多数已散伙或变相散伙，即使没散的，体制间的矛盾依旧无法消解，危机依旧无法解除。体制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出版并购的最大障碍。中南传媒曾实质性参与培生持有的企鹅兰登股份的收购，谈了三四轮，最终不是卡在估值兑价上，而是卡在双方对彼此体制的容忍度上。这大概是中国出版业参与并购的一个最大标的，最终未遂也是因为体制矛盾。民营现在虽有了几家上市公司，但资产规模都不大，形不成并购浪潮。在基本面上资本并不看好传统出版业，大量业外资本涌入参与并购的可能性不大，再加上国家对出版业还有相关政策防范，业外资本不好进也不好出。
至于赢家通吃，理论上这种可能性存在，但行业运行中未必成为趋势。出版业真正竞争的是新作者资源，一个好作者能从哪里冒出来，真是不太好说。还有中国出版业的企业管理水平并不高，大公司要从机制到体制消除内卷形成效率优势尚需时日，因而哪一家公司通吃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有些新业态的专业性公司资源集中度比较高，比方说天使文化一旦上市，在网络漫画领域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聚合优势。
来源：出版人杂志
编辑：廖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