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 著，岳麓书社出版。

红网时刻11月23日讯（记者 蔡娟 通讯员 谢一帆）“求解郭嵩焘，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自身的作为息息相关的累累伤痕。”知名学者、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泽在新著《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前言中写道。近日，该书由岳麓书社出版，试图透过“独醒先知”郭嵩焘的执着与挣扎，解读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

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1876年，郭嵩焘代表清廷远赴英国，第二年任驻英法公使，他把出使英法的见闻记录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上世纪80年代，郭嵩焘的日记被发现，著名学者锺叔河将其收录进“走向世界丛书”，书名为《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这本书让孟泽第一次认识了郭嵩焘，并有了想去阅读和探究他的想法。

《独醒之累》以郭嵩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串联起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晚清军政重要人物；通过描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同人物的抉择与命运，反映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全书分为“少年心事当拿云”“鸣镝弯弓赴敌场”“皇帝近臣”“官场情事”“国变当前”“封疆大吏”“赋闲长沙”“谤毁遍天下”“为国家任此艰苦”“西洋镜”“国士之知”“出洋“十宗罪””“不忍不谈洋务”“伟大的失败者”等十四个篇章。

在《独醒之累》中孟泽认为，通过郭嵩焘我们会看到，近代中国也许有着不止一种可能的方向与命运，“如果他的思想能够成为晚清社会的主流思想，如果可以按照郭嵩焘的见识去调整自我、面对西方，会怎么样呢？这虽然有点‘事后诸葛亮’，但正本清源，返回历史的现场，正是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具有的一种能力，也是不应该逃避的责任和使命。”

孟泽著有《广陵散——中国狂士传》《有我无我之境》《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天人共生与道文兼济》《洋务先知郭嵩焘》《君自故乡来》等，曾主讲《光明日报》“光明讲坛”《南方周末》“华人精英论坛”、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等。

【新书试读】

“出洋相”（节选）

郭嵩焘在英国颇得人缘，展示了在外交上周旋应付的聪明和手腕。

他的心情似乎罕见地明朗，他能充分地感受新鲜事物，而不是深闭固拒——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地自我封闭。他的性格似乎非常适应这种国际舞台，对于陌生的社会和不一样的文化环境，具有很好的适应能力。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上的太多障碍，心理上没有阴影，没有扭捏，没有自负，也没有自卑。留意国际局势，关注异国学问、政治、人情、风俗，尤其热心关注彼邦正是欣欣向荣的各种科学观察和实验，各种设置，各种制造。与他接洽周旋的，也“多为科学方面学有专精的研究者或是社会上活跃的名流，而中国使节补服灿烂冠带庄严，俨然杂厕其间，当亦可称作一种奇景。郭嵩焘既是中国正式的外交代表，到达伦敦后几乎立即被上流社会所接受，从而能直接进入知识界的精英团体，这和一般的到访者如王韬之辈有相当的不同”。

郭嵩焘给英伦各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即使是不太称道人的自由派政治家格兰斯敦（前首相William E.Gladstone）也誉之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the most genial Oriental he had ever met）。郭嵩焘还曾被举为“国际法改进暨编纂协会”第六届年会的大会副主席。

郭嵩焘经常出席茶会、宴会、舞会，不能跳舞，观场也行。与上流社会接触，从女王到英国两任首相、法国总统、外相、议员、学者、各国公使，他都往来无忤，应对裕如。在应酬场合，他还晤及美国前总统、巴西皇帝、波斯国王，以及英国前首相勒色（罗素，Lord John Russell）与格兰斯敦（William Gladstone）。他非常佩服格兰斯敦的学问和才辩，可见不是泛泛的交谈。他吃西餐，感觉洋房的舒适，使馆里有中医，但他的如夫人梁氏怀孕生子，他也可以延请西医诊视，他还让儿子郭英生（立瑛）种了牛痘。自己有病，也会请西医看。

他甚至让如夫人梁氏出席英国格非斯夫人的家宴。还拟由梁氏发请帖，开茶会，经过翻译张德彝力劝才作罢。张德彝警告说：“在西国，若夫人出名，自然体制无妨。苟此信传至中华，恐人啧有烦言，不免生议。”

郭嵩焘为此“仰思良久”，最后听从了张德彝的意见。在光绪四年末（1879年初），郭嵩焘即将离任时，英国外相函告，女王将在阿斯本行宫约见惜别。

这一次，郭嵩焘决心让相随万里的梁氏一起去见女皇。他说，这也是“人生难得之际会”。

从这里可以看出，郭嵩焘在洋务上之所以出走得远，之所以“出洋相”，与他习惯于遵循生命的意愿，心灵的召唤，而不是一切律之以礼法，一切遵从惯例有关。他拥有心灵的自由，而不是让满腹“礼义”“诗书”泯灭了性灵。否则，难免最终沦为自己所制定的规矩和制度的奴隶。

郭嵩焘将他的想法告诉了英国外相，威妥玛同意，女皇也欣然应允。

1879年1月17日，郭氏一行在外相陪同下，又是坐车，又是乘船，到达行宫所在的歪得岛（Island of wight）。然后由女王派来的座乘，接至行宫。女王听说中国妇女步履维艰，就让他们坐着等候，女王自己走过来以次就见。

女王首先见了郭嵩焘的家室梁氏等，致慰劳之意，并向他们介绍了三位公主，然后到郭氏等候的厅里与郭嵩焘见面。女王说，很高兴见到钦差的夫人，她喜欢钦差的夫人。郭嵩焘说，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礼，所以不敢参加盛典。今天是要回国，私人的请求，蒙您准许，实在是感悦。

晚上的宴会，如果不是马格里自作主张，说中国女人与男人不同席，主人于是“别设一席”，郭嵩焘似乎也不会反对梁氏同席。

不按照中国习俗行事，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郭嵩焘胆大，是他至情至性。在当时士大夫看来，却可能是他脑袋里少一根筋。汪荣祖先生说，郭嵩焘让梁氏参加盛典，可见他超越流俗的开放心态。

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1878年6月19日），郭嵩焘在使馆仿照西方礼俗，举行了一个大型茶会。受邀到会者包括英国外交部官员，英国社会绅商、学者，各国使节，共七百余人。筹备了二十天，预算是五百英镑（合银1750两），使馆的一楼至三楼全用上了。

茶会那天，使馆门外请了巡捕六名负责守护，自大门到二楼，左右摆设鲜花与灯烛，中间铺红色地毯，楼梯栏杆覆白纱，挂红色的穗子。客厅与饭厅也悬挂灯饰和鲜花，厅中设长筵两桌，一桌摆茶、酒、咖啡、冰乳、点心；另一桌置热汤、冷荤菜，以及各种干鲜果，桌上刀叉杯盘，玻璃银器。客厅对面，鲜花作壁，后面有红衣乐队。饭厅旁有小间，做来宾存放衣物的地方。楼上第一层客厅，两间打通为一大间，铺红地毯，壁挂灯、镜，窗户设有鲜花台。楼上第二层郭嵩焘的住屋也装饰得尽量华美整洁。

茶会从早上延续到晚上，张灯结彩，气氛热烈。

据说，来宾无不以受邀为荣，茶会办得相当成功。

应酬繁忙，郭嵩焘自己有时都感觉到吃不消。但是他似乎总是能够找到“续航”的热情和动力。他还意识到，“宴会酬应，亦当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

因此，他和他的僚属家属，也不缺少消遣娱乐。游观宫殿花园，观剧看戏，听音乐会，参观画廊，欣赏赛马，水族馆夜游，餐馆小酌，街巷逗留，更不在话下。他还在礼拜堂参加过婚礼，自始至终很认真地观看，记下了其中的每一个流程，并询问清楚教堂在生死婚嫁上的所作所为。

当时的伦敦有四万辆马车，有十二层的高楼，房舍坚固，街衢整洁，“奇技淫巧”之物很多。这一切并没有让郭嵩焘觉得需要恐惧、防范和厌恶，即使想到圣贤的教诲，他也没有罪恶感。他甚至想象，这是不是中国古代圣贤心目中理想的国度。就在他并不痛快地离开公使之任返国时，他还勉力前往瑞士探访莱茵河源头，参观日内瓦，逛里昂，游马赛，然后又从陆路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访问罗马，看庞贝古城，游观古迹。他说，此行让他“别具一番心眼”，“良不可少”。

但是，正是这种接受甚至拥抱的姿态和心理，让他与身后那个依然沉酣在帝国梦想中的贫弱国家，特别是这个国家的当局者，更加隔膜，以至互相觉得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