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为人，人从何而来，从神话时代起，就是人类为之殚尽心力的“大哉问”。而今在科学日益细密精深的分工体系中，以回答这两个根本问题为任的古人类学也堪称所涉领域最为复杂，所用方法最为多样的学科之一。虽则面对漫长曲折而又往往晦暗难明的人类“大历史”，“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的浩叹，仍不免在今日以古人类学为志业的学人耳畔回响，经过了百余年的智识积累，现时我们对于数百万年间人类源流的来龙去脉，毕竟有了知其大体观其崖略的把握。只是，如何对前贤的学术遗产能有一较为清晰全面的了解，未接受过古人类学专门训练的我们还需要一份路线图的指点。今日中国古人类研究名宿，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先生的学术普及新著《探秘远古人类》，便是这样一部脉络清楚，论述明快的指南之作。

　　吴新智先生这部新著，虽则采取普及读物笔法，但行文谨严考究。稍作翻阅，即不难发现：用词虽平易，而阐说学理务求精准；内容虽浅近，而缕叙要义堪称翔实。古人类学向以术语繁多专名迭出闻名，在此书中，这些令普通读者往往望而生畏的概念，都得到了精准而晓畅的解释。而且，全书寓学于史，在其笔下，人类演化史与古人类学的学科流变史交织为一体，发现的历史也是一部思想的历史，这就使得读者了解到古人类学基本常识的同时，对知识得以形成传播的多重情境也有所体认。个人认为，这种“历史感”的传达，让读者得以把握古人类学探究视域的纵深，对于了解人类起源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来说尤为关键。此外，先生缕述古人类学史采取了夹叙夹议的方式，对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持之有故的个人见解，让读者藉此得窥古人类学的研究风格，让看似枯燥凝重的古人类学多了几分足资细品的生动趣味，这也是本书特色之一。

　　《探秘远古人类》全书除引言外，正文共分七章，另有一篇附录。七章正文中，除最后一章乃是吴新智先生小结自己学思历程的回忆文字外，其余六章都围绕着古人类学学科构成的一个基本面向展开论述，结构之组织颇值得称道。第一章介绍古人类学的思想前提——达尔文进化论，毕竟，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启示，则人类演化史实乃无法想象之事。第二章梳理百余年来若干重要古人类化石的发现经过。一方面，化石乃是古人类学一切思考论辩最为根本的材料基础，或可称为“物质前提”；另一方面，本章所叙也为下一章提供了必要的学科史铺垫。第三章系统介绍人类进化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前一章叙述视角的转换，从发现之“事”的视角转换至发现之“物”的视角，进而展开人类演化史的斑斓长卷，对其笔墨精彩之处逐一析评，这一章介绍了古人类学知识最为重要的内容，实乃全书的关键。第四章探讨人类进化的发展趋势，与前一章相较，眼光自过去转而投向未来，视野也自种属的宏观层次转向个体的微观层次，但所交代的，其实也是古人类学所关切的一些基本问题。第五章与第六章构成了全书论述的一个高潮，一方面因为在这两章中吴新智先生介绍了他与美澳学者共同提出的古人类学总体性理论框架——“多地区进化假说”，而这一框架与今日生命科学界讨论现代人类起源的主流学说多有针锋相对之处；另一方面也因为“现代人从何而来”恐怕是古人类学中最为大众所瞩目的一个问题。五六两章的论述直可说如小说般富于“情节性”，由一系列争议与辩论连缀而成，其间的转折起伏颇见精彩，而古人类学思考与探究的引人入胜之处，也在这两章中得到充分展示。

　　如前所述，今日“探秘远古人类”之所以可能，实有赖于达尔文进化论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不过，吴新智先生在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并未明言探究人类起源是否可采取与他在书中着力论述的动物与植物起源研究相同的方式。但是，达尔文在全书末尾处却留下了一段余音——“放眼遥远的未来，我看到了涵括更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的广阔天地。……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也将从中得到启迪。”达尔文之所以在此不愿直接着墨论述人类起源问题，固然有在基督教压迫性的思想箝制下求得自身保全，不愿正面撄其锋的考虑在（亦有论者以为出于对其夫人信仰的尊重），也与当时相关材料实在缺乏有关。凡百古人类化石，大率皆未出土，更遑论扎实研究；灵长类研究也在幼稚阶段，尚杂糅大量猎奇与想象成分。直至达尔文晚年撰《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仍惟有胚胎学和解剖学的成果可以借重。赫胥黎作为达尔文学说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宣传家，较达尔文更进一步，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人猿同祖论”，依据也限于人类和现生猿类身体构造的比较研究。但是，达尔文和赫胥黎的“大胆假设”却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不断为后继古人类学学者的“小心求证”所证实。而且，分子生物学得到的结论似乎比赫胥黎当年的猜想更为激进，当时赫氏尚以为人和猿当各归一科，今日基因组分析却认为，人与猿（尤以黑猩猩为代表）基因差异之小，不足以维持科一级的分界，猿科当并入人科。

　　19世纪晚期，古人类化石出土的消息陆续见诸报端，在欧洲有尼安德特人，在亚洲则有爪哇猿人。两者之年代一晚一早，共同揭开古人类化石发现史的序幕。吴新智先生在本书二三两章先后介绍了亚非欧三大洲数十处古人类化石发现，从距今700万年的撒海尔人，到距今3万年左右的尼安德特人，读者得以藉此了解到人类演化史头绪纷繁的复杂面貌。书中对各发现的描述，均甚为精到，在此不再一一赘言。不过，第二章有两处宕开笔墨，看似与古人类化石发现史之主线无甚紧密关系，实则颇有深意，不可轻轻放过。其一为当年轰动一时的“皮尔当骗局”。此骗局乃古人类学史上第一桩轰动宇内的化石造假事件。众所周知，探究人类起源，最为宝贵的材料莫过于完整的头骨化石（碎片可拼合完整者也值得珍视）。1910年代，此等化石还甚为罕遇，突然在伦敦——日不落帝国的首都，世界古人类学的中心——近郊皮尔当发现一具，而且据信年代距今已有50万年，则英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界，其欣喜为何如？只是名满天下，疑亦随之，固有当时第一等古人类学权威基斯为之背书，仍有学者对化石的可靠性颇不放心——化石颅骨近乎现代人，而下颌与牙齿又极似猿类，此等组合虽被基斯等解释为“大脑引领身体进化”的明证，但委实有悖比较解剖学原理。四十年后，终于有人借助新出的鉴定手段，无可辩驳地证明化石为伪造。此事引起古人类学界深刻反省，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也曾撰文评述此事，他的剖析甚为精到，点出此骗局所关涉的根本问题在于古人类学中“原始资料鉴定问题”。这也是古人类学研究工作至为关键的一道程序。倘说今日面向大众普及“皮尔当骗局”有何意义，就是让人了解到，古人类学研究的材料，必须经过极其谨慎的鉴定，充分了解其出土记录细节，对化石与所在地层的关系认识明确，方可引为探究立论的基础。本章中另一处看似“闲笔”段落，则为珍妮·古道尔1960年代于坦桑尼亚林莽中实地观察黑猩猩生活的重大发现——黑猩猩会制造工具。其实，古道尔虽非古人类学家，其发现影响古人类学至为深远。须知在此之前古人类学界公认的人猿分界标志即是“能否制造工具”，这一标志不得不因古道尔的发现而修订，目前的共识集中于“是否以两足直立行走作为经常性的行动方式”。由此可以见出，古人类学作为一门“人的科学”，其思考的疆域往往在与邻近学科的碰撞中发生微妙的变化，而研究的基调，也可能因之发生始料未及的调整。

　　古人类学探究人类起源问题百有余年，学界普遍接受的人类起源地，自亚洲转向非洲。若概括促成这一转向的因素，很重要的一点是，自利基夫妇1950年代扎根东非矢志探掘以来，非洲出土之人类化石年代之久远、数量之丰富、保存之完整，都非亚洲可比。毕竟对于古人类学来说，发现化石才是硬道理。理论要随着发现而与时修正，分类要随着发现而不断调整。亚洲自20世纪上半叶先后为古人类学贡献了爪哇与周口店两大宝库后，虽然零星发现层出不穷，但缺乏足以更新人类演化知识谱系的标志性发现。现时我们所了解的人类演化史，实际是以非洲的发现为参考系写就的，故而人类两次走出非洲的假说，至今尚属古人类学的主流意见。至于亚洲20世纪下半叶的情况，中国仍可为代表。吴新智先生在本书第三章对迄今中国出土之人类化石都有描述，然而，除了周口店（包括山顶洞）外，其他地点发掘的材料中较完整头骨即已极为少见，更不必说如非洲“露西”一般近半完整的全身骨骼了。这其中当然有埋藏情况、发掘条件等多种因素的限制（甚或还有机缘的成分），但面对相对有限的材料，进一步研究则需要更精细的努力，更谨慎的分析。

　　不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化石发现的现状，也为学者们从另外的角度思考人类起源与演化的总体图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思考的代表性成果，就是吴新智先生在本书第五六两章反复申说的“多地区进化假说”,这也是先生一生探索的结晶。东亚地区在关涉现代人——今日人类的直接祖先——起源的化石材料方面，于零散中体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既有混杂交融的特点，又存在孤立特异的典型。正是从材料难于简单归类明位考定源流的“杂”与“乱”中，吴新智、沃尔波夫及桑恩发现了值得注意的“地区特性”，这特性正足以说明东亚现代人的源流中可以发现进化连续性的脉络，当地古老人类的影响持续至今。换言之，不能说东亚现代人的祖宗只来自非洲大陆。这一假说立足于东亚材料，而终于推广至对全世界人类演化格局的普遍刻画，即“多地区多模式进化”。

　　“多地区进化假说”于1984年问世，其后三年，一组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对于现代人起源问题提出了革命性的见解，即“夏娃假说”——今日亚洲欧洲所有古老型人类在13万年前为来自非洲的人类（一位非洲人类初祖“夏娃”的后代）“完全取代”。这些学者并未借重任何化石材料，专恃取样于现生人群的基因分析为研究之利器，但其结果却震惊古人类学界，引无数埋首化石间的学者竞折腰。相比之下，“多地区进化假说”虽则也提及基因问题，但只是基于推测认为不同地区人群间存在基因交流，尚不能从化石中找到可证明基因交流的形态学证据，一时在古人类学界处于下风，似乎已为时代潮流所抛弃。直到近年，分子生物学一翼的基因分析学者开始反思自己研究工作的可能限度，而化石基因组学也逐渐成为现实，“夏娃假说”才逐渐降温。新的研究成果不断表明，欧亚大陆多区域都有已绝灭的古老型人种与相对晚近的现代人祖先存在密切基因交流的情况，一幅参差多态的图景正在古人类学者面前展开。

　　时至今日，古人类学研究已很难完全无视基因分析的重要性，古DNA研究在探究人类起源诸多重大问题中均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基于传统解剖学与形态学的化石研究，也自有其不可偏废的价值。尤其是面对零散破碎的化石材料，传统的分析方法如同一门精雕细作的手艺，有时反而更能探幽阐微。吴新智先生近年基于对大荔人化石的持续研究，初步证明大荔人比北京人更有可能是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祖先，便是基于传统方法完成的出色工作。要想对古人类学有全面而清楚的了解，就需要对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关联有所认识。多数媒体对于人类起源方面研究的报道，在展现研究所依据方法的内在脉络往往力有不逮，《探秘远古人类》一书的一大贡献，即在于填补了这一缺憾，对于古人类学“方法之争”的来龙去脉，说明要言不烦，透彻而扎实。

　　这册《探秘远古人类》，虽非鸿篇巨制，但已经可以让人一窥古人类学思考与探究的世界有几多奥秘。一部古人类学史，如果“观其大略”，则可以概括为人类起源探究史，而这部探究史，固然是一部成果积累的历史，也是一部方法变迁的历史。二者互为经纬，交错推进，曲折回环。总体说来，这并非一部线性的进步史，毋宁说不同认识传统产物的“并置”“镶嵌”与“对话”才是其真正面目。成果固然多有出新破旧，但已遭否弃的有时也会重新登场；方法固然充满争鸣，但从长时段来看则争鸣往往是互补的前奏。随着探秘事业的不断推进，人类起源的长河逐渐亮起一盏盏航标，而笼罩于长河上空的迷雾，也一点点退散开来。读罢《探秘远古人类》，我们希望可以如此祝愿吴新智先生以及一切为人类起源研究竭智尽力的学者：“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