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龙

　　近日，拜读了张建安教授的新著《湘西想象的民族特征与文化精神》，深为张教授在地域文学研究的理性与激情所折服。

　　总览本书，我发现作者的视野显然跳出了湘西的时空范畴，是以文化的、历史的、地理的视角来审视文学的“湘西想象”——“以湘西为书写背景，表达作家对于湘西的认识与期待、回忆与想象”，将目光聚焦于湘西这块多民族杂居的特殊乡土。

　　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即文学创作水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哀怨起骚人”等文学传统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都是这一现象的不同表现。湘西经济文化水平欠发达，但文学却很发达，湘西作家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在作品中倾力表现湘西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赋予湘西这块土地以奇特的审美想象，营造南方乡村独特的诗意想象空间：他们对湘西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征进行批判性思考，表现出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众多异域文人的“湘西想象”更是强化了湘西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精神。

　　探析“湘西文学想象”审美性与丰富性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本书作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作者从湘西的地理环境及多民族杂居所产生神巫文化和封建朝廷贬官流放所产生的流放文化入手，指出政治边缘化、经济贫困化、文化巫祝化的湘西本不利于优秀文学产生，但是屈原等流放文人的到来，打破了因封闭而形成的一元平衡，神秘的巫文化与先进的外来文化形成强烈的精神落差，使屈原、王昌龄、刘禹锡、柳宗元、王守仁等古代文人以及20世纪继沈从文之后形成的湘西作家群体有了鲜明的观照对象，“湘西想象”便成为一种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文学现象。只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对湘西想象这种溯源式的探寻所带来的快适，因为20世纪沈从文以来的湘西想象的繁盛气象与屈原等古代文人所创造的写作趋势略有不同。作者认真梳理流寓文学对湘西作家在创作理念、创作技巧、文学语言、审美心理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上具有积极影响，也分析了“隐忍与功利并存”“坚强与脆弱同生”“乐观与消极同在”等消极影响，这些观点的提炼与阐释显得辩证而精准。

　　如果说通过详实的史料论据，从文化的宏观视野考察湘西想象是作者文学研究的理性使然，那么，以作家个案研究为基础，在细读文本的同时，对不同类型的作家作品的文化特质进行分类评析，则展示了作者卓异的才情。如，该书在论述不同文化特征过程中，以小说、散文、诗歌以及影视剧本四大文体类别，分八章对湘西想象进行归类研究。行文布局中不仅显示了作者把握不同文体时举重若轻的才情，而且可以看出作者构建一种湘西文学史的努力。作者不预设理论，从具体文本细读入手，结合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方式，从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叙事技巧、语言风格等方面，剖析作家的不同风格及所蕴藏的文化因子。这种看似简单的批评方式却因作者特有的文学才华和灵性飞动的文字而让人手不释卷。

　　学者朱寿桐曾指出：“真正理想的文学批评既要包含学理和逻辑的成分，又要有一定的情感和灵性的内涵；既要包含审美欣赏的全部柔性与魅力，同时还需要有真理的刚性气质与历史内涵的力量”，我以为，《湘西想象的民族特征与文化精神》一书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湘西想象的民族特征与文化精神》 张建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