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薛凤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赵肖荣

　　时间回溯至17世纪，晚明的中国社会，寻常巷陌里，皮影戏上演着家喻户晓的故事《打严嵩》。台上如梦如幻、台下如痴如醉，穿越一幅舞台和现实交织的场景。

　　在《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一书中，作者薛凤以皮影戏来隐喻17世纪的中国。皮影戏曾作为一种传递喜怒哀乐与价值理念的媒介，其造型离不开手艺人的雕刻。匠人之于明代社会，有如匠人之于皮影戏，基础而又重要，然而，无论在皮影戏的舞台，还是在明代社会的现实舞台，匠人都不曾有一席之地。

　　在崇尚学术、轻贱技艺的传统社会，为何宋应星——一个明代的正统读书人，却逆时代之风，致力于将技艺推向舞台的前沿？

　　与以往多数科学史学者的做法不同，薛凤将宋应星及《天工开物》作为一个可检验的个案，置于晚明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下，考察宋应星作为一个卑微官员、一个落魄文人，如何思考和观察，并以跨文化的视角透视知识的生产，给予了宋应星与《天工开物》一种全新的解读。

　　宋应星出生于1587年。1587年，本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年份，因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年份。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指出，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年份，是明代由盛转衰的标志性年份。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繁荣后，皇帝怠政、奸佞当道、经济衰退、道德崩塌，大明王朝已万劫不复。

　　而宋应星家族微观层面的命运与这一时代在宏观层面显示的种种征兆是共振的。这来自于中国南部江西省袁州府奉新县北乡村的家族，经历了几代人辛苦积累财富、攀爬社会阶梯后，至宋应星时已式微。

　　作者研究了宋氏家谱、宋应星的生活以及写作动机，它们与晚明时代的气象一样，都是作者聚焦的背景。当这些背景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那个“17世纪中国工艺百科全书”作者的“标签化”和“教条化”形象，瞬间就瓦解了。在薛凤笔下，宋应星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可以被理解、被同情的人。

　　早年的宋应星，被读书人的理想塑造，成年后，专心于书本知识，安贫乐道，是明代社会树立的“士”的典范形象。学优则仕、立言于世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命运无情，年近半百，只是一个袁州府分宜县县学教谕。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他听说一介武夫陈启新获得朝廷的重用后，痛心疾首，写下反思晚明政治的万字长文《野议》。这种在今人看来明显过激的反应是由其处境、教养和理念导致的。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明朝，政治等级与权力全由学术训练获得，朝廷重用武夫，在文人士大夫看来是一种堕落和失序的表现。

　　面对国家前途的黯淡、个人仕途的无望、社会信仰的迷失，宋应星转向学问寻求慰藉。他的写作动机，是因为朝廷重用武夫使他感到莫大的羞辱。而且，和同时代的保守文人一样，他也有一个近乎偏执的观念：唯有读书人才能理解匠人工作背后的运作机理，而匠人自己除了重复劳作，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匠人的地位卑微毋庸置疑。当他将关怀投向文人普遍不屑的“实践知识”领域时，他又具有超脱于那个时代的一面。

　　目前，为人所知的宋应星的著作共有六部：一部关于音韵学的《画音归正》（已失传）；一部诗歌集《思怜诗》；一部政论集《野议》；一部讨论“天”的概念的文章《谈天》；一部从“气”出发来解释从声音到彗星等各种自然现象的文章《论气》；以及篇幅最大、涉及衣食糖盐等18个领域“实践知识”的著作《天工开物》。

　　在17世纪的中国，人们从“理”“气”“阴阳”或“五行”等概念入手来理解宇宙、自然、社会和人及其相互关系，并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逻辑和规则，就对自然的观察和实践来看，它们拥有“科学”的资格。

　　中国古人的知识结构以及“开物成事”的传统，决定了宋应星的思考方式：国家与社会，统治与管理，治与乱，知识与真理，都能在匠人的劳作中得到体现。技艺体现了宇宙、天、地、人的各种规制，它们是顺应了宇宙万物之道的“科学”。

　　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富有启发性，当我们站在西方科学的思维模式来衡量中国古人的“理”“气”“阴阳”或“五行”等概念时，会觉得它们是“附会”，甚至是错误的，当我们在中国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自然观也同样支撑了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成就。

　　尽管宋应星没有提及匠人的价值，但是，他的著作，在客观上让后人对匠人的工作有了重新审视和估量的契机，虽然这并非他写作的初衷。如果说在明代，匠人的地位因人为的贬低而无足轻重，今天，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早已将匠人的生存空间吞噬殆尽。当我们在《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一书中，透过作者的全新解读，对宋应星有了更为公允的认识时，或许我们还应该对历史上那些无名的匠人表达怀念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