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宗玉

　　在中国内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男孩，很多叫建国的。无独有偶，我的大舅舅叫建国，而我父亲常年看病的诊所经理也叫建国，他们相差五六年，一个的姓是立早章，另一个的姓是弯弓张而已，读音一样，以至于我经常得问妈妈，她口里说的是哪个“建国”。不过一般情况下，妈妈叫大舅舅为“建伢子”，叫张建国为“张经理”。

　　和许许多多“建国”一样，我的大舅舅、张经理吃了许许多多共和国起步时期的苦，他们未曾大富大贵，却有着长沙市井中人的乐观、开朗、豁达。我的大舅舅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两度住进湘雅二医院，退休后，天天跳舞、养鸽子，玩得不亦乐乎，居然心脏病好了。张经理尚五十出头，上有老下有小，仍在勤奋地工作。诊所8点正式开门，张经理必定准时出现，张罗诊所挂号、配药等各项工作。来的病人多半愁眉苦脸，张经理必会用长沙市井特质的幽默语言，让对方破涕为笑，这是我对张经理最深刻的印象。

　　说起来，张经理是长沙北门的“老口子”，从小在公馆林立的北正街长大，像所有北门的男的一样，讲话客气，骨子里透着“老长沙”的厚道热情。他和我还都是明德中学校友，明德110年时，他回去参加校庆，后来遇见我，很开心地跟我讲校庆的热闹场景。我想，他大约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明德上的学，他的成绩应该比我好，他在明德读了6年，而我只读了初中3年，高中去了市七中。

　　张经理一度自己开中医诊所行医，也有不错的口碑，一直给患有肺癌的岳母娘调制药方，家里亲戚有什么病，也是他帮着配药。可以推测，张经理在高中毕业后一定去考了一个中医学专业，掌握了一门谋生的本领。中年后，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继续从医了，而是转为诊所管理者。在诊所，我从没见过他跟谁红过脸，不管是对想插队挂号的病人，闹事的病人，还是不小心犯错的小伙计，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跟人讲道理，让人很信服地听他的话，可见他的情商不是一般的高。

　　在北正街拓宽大业下，张经理的老宅也面临拆迁，然后举家搬到一个偏僻的安置小区。为了方便上下班，张经理在北正街附近租了房子，每天下班后，继续着原来的回家节奏，熟悉的巷陌，还有那些熟悉的老友……我并不知道张经理嗜酒如命的习惯，但后来因为他的病——喝酒太多导致肝癌，我才知道，这么性格开朗、说话中气十足的人，每天晚上要和朋友一起喝到酩酊大醉方肯罢休！

　　每周二早上，爸爸去看病，我和爸爸都会用微信视频聊几句，镜头远景中的张经理时常也会打趣一下我。我常说要他来北京玩，我来招待，他总说好，就是太忙，诊所离不开人，等过几年退休再出来玩……我妈妈也常请教他一些养生的办法，如何识药，家里的西洋参还是张经理那时候帮忙以内部价购买的。

　　张经理身体差起来，也就是近半年的事。“医者不能自医”，他总是反复发烧、感冒，去省肿瘤医院，做穿刺，一个月就走了，走得我们都不敢相信。

　　张经理走了以后，我想象得到，诊所依旧是喧杂的，但少了那个时刻让人想笑的男人洪亮的声音，张经理当年带出来的徒弟——一个来自湘西的“80后”小孩帮着照看店面，那孩子，估计也是一夜会长大很多很多吧。逝者如斯，但张经理给大家留下的那些快乐的笑声、那些正能量的话语，应该会永远被人铭记，这也就是他人生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