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丹

　　父亲躺在床上，87岁的他两颊凹陷，双目微闭，一张薄薄的被单下是他单薄的身子。这些日子，我感觉父亲好像在一点点变小，尤其两条腿，已经枯瘦如柴棒一般，再也支撑不起他的身体了。被单下的他显得那么孱弱、瘦小，好像一只即将风干的白蚁。

　　母亲也80岁了，她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絮絮叨叨地跟我说，昨晚父亲肚子痛，以为要不行了，赶紧送医院。结果一查没大事，就是便秘，他已经三天没大便了，用了“开塞露”，弄了满床，服务员刚刚收拾完。

　　我无语，默默地看着父亲。三个月前，父亲突然病倒，出院后，已不能自理，老两口执意要去养老院，说不想给儿女添麻烦。而我能做的，只能是抽时间，隔三岔五地来看看他们。

　　听见我们说话，父亲睁开眼，问母亲：他们都来啦？

　　母亲说：是闺女。

　　父亲看看我，笑了一下，又闭上了眼睛。我问母亲，父亲说的他们是谁。母亲说：就是他们经常开会的那几个人。

　　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和父亲住在一个小区里，都是退伍老军人、老党员。父亲没有病倒之前，他们每周都要到父亲家里集中开一次会。而每次开会的内容也基本相同：念党章，读报纸。

　　有一个吴大爷，吃过糠，渡过江，他说他特别命大，几次战役都是唯一的幸存者，他曾亲耳听过毛主席讲话，说是毛主席在保佑着他。渡江时，一颗子弹打在他的钢盔上，却没有伤到他。他有个战友，行军打仗走在一起，一次在躲避飞机轰炸时，战友把他推到临时防空洞里，他不顾一切地拉住战友的手。结果，轰炸过后，战友不见了，只剩下残留在他怀中的战友的手臂。

　　张大爷，一位伤残军人，一生未婚，抱养了一个女儿，女儿待他如亲父。不幸的是，女儿于前几年车祸去世。张大爷悲痛万分。令人欣慰的是，姑爷和孙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善待他。一家三口，三代，三个男人，日子其乐融融。

　　还有一位李老太太。李老太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她没参过军，是烈属。丈夫牺牲在朝鲜战场，她守着政府交给她的烧剩半张的丈夫照片，誓不再嫁，独自一人把一双儿女抚育成人。

　　还有王大爷、李大爷，加上父亲，一共6个人。这些人都已耄耋之年，白发苍苍，有的需要戴助听器。我记不清他们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例会的。父亲是山西人，20岁参军入党。1969年，40岁的他被调到北京密云武装部，担任政委。

　　我和父亲并不是特别亲近，从未叫过他“爸爸”，因为他不是我的亲爹。20年前，60岁的母亲和同样已经孤寡的他经人介绍走到了一起。那时的他已退休，我以为，二人不过彼此互为老伴，相互有个照顾罢了。没想到他们婚后感情很好，父亲的退休金及其家里的一切，都由母亲支配。母亲唯一不能支配的，是父亲的医保卡。因为父亲的医保卡报销比例高，母亲总想让父亲替她开点药。父亲却原则性极强，坚决不同意。他说：这是国家给我的，你不能占国家便宜。母亲只得自己去医院，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父亲性格执拗，又沉默寡言，我很少和他聊天，总觉得和他隔着一层。去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劳模，高兴地把奖章拿给他和母亲看。父亲兴奋得如同孩子，把奖章拿过去戴在了他自己的脖子上，乐呵呵地和我一起照相，嘴里直说：太高兴了，太骄傲了！

　　父亲是个有故事的人，当过兵，打过仗，一生经历坎坷，他说是共产党救了他，是部队养育了他。但他从未主动和我说起他的过去，而我也从未想过试图去走近他。好几次去看母亲，见那些开会的老人，个个庄重严肃，戴着老花眼镜，非常认真地轮流读着党章、报纸，我总是不由得心生敬意。母亲虽不是党员，却受其感染，也加入其中，那些老人的故事也都是母亲告诉我的。我曾私下问母亲：不觉得枯燥么？母亲说：每周三，上午9点到11点，是规定的例会时间，如果哪天没开，心里就没着没落的。

　　我想，这应该是中国最微小、最民间的党支部了吧。尽管他们并未把它命名为党支部，但他们却都是自发地汇集到了这里。父亲是召集人、主持者，他的周三例会坚持了有近20年了。其间，有3位老人已先后离世。如今，父亲也病倒了，父亲躺在养老院的病床上，清楚一阵，糊涂一阵。现在，又是周三了，又到了父亲的例会时间。

　　父亲再一次睁开眼，问：他们来了吗？母亲最懂父亲的意思，忙说：来了，来了。

　　母亲戴上老花镜，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那个小红本子，开始念给父亲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母亲轻声细语，父亲聚精会神。两位发白如雪的老人凑在一起，仿佛在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中国共产党章程，我已经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学习了，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震撼过。

　　走出养老院，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为以往自己对父亲的疏远与忽略感到后悔。我在心里说：父亲，你快些康复吧，我也参加你的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