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美国歌手鲍勃·迪伦

　　宣布完迪伦获奖后，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萨拉·丹纽斯接受记者采访

　　“完全没法理解，郁闷至极！”

　　这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瑞典南方最大的报纸《南瑞典报》文化版新媒体上出现的标题。瑞典时间本月十三日即上周四下午一点，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萨拉·丹纽斯说出诺贝尔文学奖2016年得主姓名后，聚在一起看电视直播的《南瑞典报》文化版成员面面相觑，女负责人朱克丽发出喊声：“不——！”而前负责人、被认为依然有“垂帘听政”般影响力的资深文化评论员佩尔·斯凡松超越了瑞典人即便批评也不用极端字眼的中庸特点，铁青着脸对新媒体镜头说：这是丑闻，是瑞典学院给美国作家们扇了耳光。他认为，这好比是学院觉得很久没给美国颁奖了，可美国作家没一个够格，干脆弄个唱歌的来，这是瑞典学院的偏见。该报音乐记者霍康·恩格斯特罗姆在极度诧异后总算定下神来，勉强评论了几句：自然，这话很久前就被说起过，可没人觉得背后有什么严肃的成分。当然，不是说迪伦不重要；可这不等于说他就是那个“诺贝尔奖”的好得主。

　　佩尔·斯凡松

　　一夜之后，《南瑞典报》也发表了住在大学城隆德的短篇小说女作家奥林·斯第格自认为很情绪化而缺乏理性论述的“欢呼”，但斯凡松的态度还是给他影响下的该报文化版定了个主导调门。斯凡松依然鲜明反对学院的这一选择，他表示，要是那样，也就可以把瑞典的“保拉音乐奖”（2000年迪伦在瑞典从国王手中领取了该奖）颁给霍拉斯·恩格道尔了——事实上，曾多年担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的恩格道尔能演奏管风琴。美国文学中明明有那么多更值得获奖的高质量的大作家。他当然早听说迪伦被提名的事，一直看作玩笑，毕竟光被提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如此郁闷是因为，担心诺贝尔文学奖的“特朗普化”。他更大胆猜测，学院内部对此肯定意见不一，是其中某一派人促成了这一结果。

　　斯凡松提及的恩格道尔的前妻、女权主义者和文学教授艾芭·维特-布拉特斯特罗姆则很喜欢学院的最新选择，只惋惜得奖者又是一名男士。她认为迪伦在表达“男子的忧郁和孤寂”的那群人中做得最好；同时很难想象迪伦的歌词和他的音乐及嗓音分离；音乐人获奖并不叫她失望，恰恰相反，她希望碧昂丝也进入名单，成为未来的候选人。

　　霍拉·恩格道尔

　　1978年出生的女作家和文化记者约翰娜·科雍纳十分喜悦，她说：“十年、二十年后，也许我们会讨论Jay Z和肯伊·韦斯特。这是好事，也确实反应了诗歌和我这一代人以及比我更年轻的人的关系。”音乐人和词作者拉斯·费讷布林兴奋异常：总算歌词也被接受为文学的一个类别了。或许我们好好努力，将来也有希望！

　　作家、诗人和记者约然·格雷德在揭晓当天的《晚报》上表态，当瑞典学院选择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时，它总算进入了现代的世界。他不知道那扇门里的封闭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一定是有些什么的——和这位理所当然地优先于书面的诗而选择了歌的西方世界最大的吟游诗人和全球诗人一同长大的新人们。格雷德认为学院并不是通过颁奖给迪伦而要与文学疏远，学院是在靠近真正活着的心脏，因为这获奖的诗能让人拜访它古老的起源：演唱、音乐、嗓音和舞台。格雷德提醒说，1960年代，当很多人将迪伦减弱为一个单层面的反抗歌手时，在太阳镜后，迪伦用这么一句话将其掸走：称自己是一名歌者。这就是迪伦，历来的重要作家也莫不如此。

　　格雷德的这番话让我不由得要先跳出来提醒一句，诺贝尔文学奖确已不是国内某些媒体常脱口而出的，由“那十八个老头”决定的了。这是一个已明显年轻化的队伍，也是一个拥有很多诗人的队伍。如今的常任秘书生于1962年，目前最年轻的院士、女作家洛塔·罗塔斯生于1964 年。若不算已退出学院工作的小说家夏斯汀·埃克曼和在今年年底即将赴任的新增补的女院士、1972年出生的女作家斯特里德贝里，学院已有4名女院士，其中克里斯蒂娜·隆德和卡特琳娜·弗洛斯藤松是瑞典最具影响力的当代女诗人。院士中的男诗人也不少，如谢尔·埃斯普马克和耶斯帕·斯凡布罗。还有国内读者十分熟悉的马悦然院士，他是著名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更是翻译家，译介了大量的中英文诗歌，自己也有俳句集行世。其他更多的院士是作家或文学理论家。院士们衡量诗歌品质的能力无可怀疑。至于格雷德的有关重要作家无一不是歌者的话，则让我想起莫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演讲标题：“讲故事的人。”

　　《晚报》文化版负责人奥萨·林德博伊表态：今年的选择结果很好，但选择动机或有问题。它容易让人产生三个疑问：学院是要向大众主义屈服吗？还是要拓宽对流行的理解？迪伦配得上这个世界最好的文学奖吗？林德博伊说，受欢迎的选择不一定要以流行为推动力。流行在瞬间产生，而迪伦已被长时间讨论。拿《晚报》来说，早在1967年就有一篇文章，谈论迪伦是否够格获诺贝尔文学奖。林德博伊提及学院的前院士、2007年去世的拉斯·福塞尔对迪伦评价很高。她提请人注意，学院没说诗人鲍勃·迪伦而是艺术家鲍勃·迪伦。林德博伊认为，学院的这一决定会被认为是个巨大飞跃，是对一系列新获奖者的开放。虽然院士佩尔·韦斯特贝里称迪伦为当今美国最好的诗人，林德博伊以为，要说迪伦是否比例如约翰·劳伦斯·阿什伯里更好，实在难以测算。虽然常任秘书觉得迪伦的诗该大声读出来，林德博伊觉得没有音乐还是不行——当然，这并不降低迪伦诗歌的质量。林德博伊最后表示：“我尊重瑞典学院的傲慢，瑞典因此有个文化机构，不受潮流和公众数字的干扰。我也同样尊重学院敢于挑战传统，让我们讨论文学到底是什么。”

　　林德博伊担心的似乎更多在于大众对学院这一决定的解读。到底决定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一如既往的文学考量，还是受到潮流的干扰。对迪伦的选择是否只意味着迪伦的文学价值之大，还是意味着打开闸门以及某种新东西的开始。确实，揭晓名单时，常任秘书只用了“艺术家”这一称谓，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被问及为何选迪伦时，才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一夜之后，常任秘书在多项采访中直言迪伦是诗人，学院是给诗人颁奖，不是给音乐人颁奖。

　　相比之下《每日新闻报》的正面呼声更多，14日，电影评论员何奈克·帕拉斯欢呼：选择迪伦是打开了一个有了更好理解的书写文字和口头传统的关系。文学教授约翰·斯威迭达尔也撰文认为，迪伦获奖十分自然，因为他的歌打动头脑和心灵。

　　那个过于愤怒的斯凡松在后来回答《瑞典日报》的提问时表示：他听迪伦或许比很多人都要多，迪伦是我们时代最好的艺术家之一，但不是最好的作家之一。常任秘书提到荷马和萨福未免有些轻浮，中间毕竟隔了几千年的发展，迪伦的文字没有音乐和嗓音不行，原则上说，他搞的是不同的艺术形式。这就像是非要把一个梗概说成舞台表演。斯凡松觉得这个选择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一点也不好，诺奖一直是我们心目中最傲慢的，应该保持这种傲慢，要表彰流行有很多办法，而文学更需要这个奖。后来，斯凡松在瑞典国家电台的访谈中，进一步解释了他所谓的“特朗普化”，大意是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多地被宣传的强度等控制，而偏离真实和质量；当今的大众化运动认为什么是流行的，什么就是好的。

　　虽然，一般在诺奖颁发前后的敏感期，院士们会三缄其口，由常任秘书统一发言，以免引起公众误会；人们也会尽量避免直接询问院士，以免对方为难。但《瑞典日报》还是请来了恩格道尔院士回答读者提问。既熟悉常任秘书的辞令技巧也睿智博学的恩格道尔指出：品达对其同时代的希腊人来说并不难于理解。我们必须在大家都理解的东西中看到它的伟大之处。相对于常任秘书提到的荷马和萨福，他更乐于将迪伦和奥维德比较。至于迪伦的歌词是否能在百年后继续为人高度赞赏，他无法预见；因为，这是个长跑，所有诺奖得主中，约三分之一会被算作最伟大的大师。他评价迪伦的诗反射着思想，但从不做作。至于迪伦歌词是否能翻译，他认为，从有过的尝试看，往往是形成了一些新的不同的歌，会觉得不像原文的再造。这也许是因为在读者可能接受译文之前，迪伦作为一个表演者的存在已先离去。

　　如前文所提及的，对于迪伦的歌词和音乐甚至嗓音是否能分离的问题，多人已表示否定，而《瑞典日报》文化评论员、林雪平大学文化传播中心副教授耶斯帕·奥尔松干脆直言，文字和音色的结合才使得迪伦得奖。假如他选择书写，将文字印在几本书里，而不是弹唱，用碟片或舞台的形式，他甚至都不会成为候选人。奥尔松的这种提法，似乎又逼人转回到最初的疑问，这次的文学奖到底是颁给了文学家还是音乐家。又或者说到底什么是诺贝尔奖视野中的文学？

　　虽然常任秘书一再对媒体表示，这个结果是多数票，但作家和出版人霍康·布拉维英格仍对此持疑。他在宣布现场对瑞典电视台的记者说，起先，常任秘书说出迪伦名字后，现场出现了一段静止——这是他多年来在现场从未体验过的。似乎大家都在等常任秘书说，这只是个玩笑。他环顾四周，“几个院士都在那里，看起来很是满意：他们把全世界都迷惑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确实做到了，谁会料到迪伦会得诺贝尔奖呢，反正我没料到。”他承认：“迪伦写的也是文学，然而，诺贝尔奖？！”

　　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乌瑞卡·米勒斯在颁奖日一点档的瑞典电视台直播中，忧虑高端文化的地位。她指出，破坏基础的选择可能会影响这一奖项。诺贝尔文学奖是严肃的，它让人觉得，是可持续很久直到永远的。打破门类的界限也许很酷，但有些东西也会因此丢失。

　　更多的“文化男”和“文化女”对这个颁奖结果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评论员和专栏作家安德雷斯·洛库认为，所谓通俗文化和高端文化之间的墙没被推倒。准确地说，这两种文化需要新的描绘，迪伦获奖给了人们又一个讨论的机会，就是如何对待处于两极的这两种文化。自由撰稿人和文化评论者亨利克·约翰松指出，不是说音乐家不能得文学奖，也不是说北美文学不能得到荣誉，甚至菲利普·罗斯等更配，关键是，文学已是个越来越脆弱的存在，它的完整性应由学院维护。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主义的时代，煽动者玩弄最简单的情绪来赢得大众的喜好，用信息的强度而不是内容来确定影响。约翰松的说法似乎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呼应了斯凡松过于刺耳的“特朗普化”说。

　　音乐和文化节目主持人佩尔·辛丁－拉松对这一结果完全不能理解，他希望学院这一选择的背后有更大的思考，而不是期望在媒体中占位，引来议论，激发人们对奖项的新兴趣。瑞典电台的文化节目制作人莫娜·马斯瑞描述自己的体验好比以前听到父母准备离婚，经历了四个过程：吃惊、愤怒、抑郁、接受，她坦言也许自己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瑞典电台的文化编辑麦克尔·提姆认为，这也没什么大问题，他记得人们在1970年代谈论该给迪伦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迪伦的诗歌具有复杂性。

　　总体说来，瑞典文化人在主要媒体各抒己见，正方多赞扬迪伦的伟大，惜缺少对其诗歌文本的深入分析和理论阐述。反方都不否认迪伦作为一个歌者的伟大，不否认歌词（甚至换句话说诗歌）也是一种文学，但怀疑其文本达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更主要的是，反方严重担心这一选择和高端纯文学的关系，担心它对高端纯文学的冲击。在信奉中庸、任何投票的结果往往几乎是五十对五十的瑞典，《瑞典日报》13日的网络测试显示了与专家无关的1268个读者投票：认为结果期待已久、大快人心的有42%，认为丢脸的是28%，认为开玩笑的有30%。

　　常任秘书透露，起初她也担心过是否真可以这么颁奖，但一想到诗歌的歌唱传统，她不再担心。但很多人显然一下子难以习惯。尽管如此，时隔两天，瑞典报纸的文化版已经很难见到有关迪伦的分析评论，只有零星的文字在谈迪伦对媒体的反感，他是否会领奖，为何在诺奖史上史无前例地长时间沉默，来不来斯德哥尔摩不要紧，按正常的为人之道，总该表个态。这些和历年诺奖后文化版铺天盖地的文本分析形成强烈对照。

　　瑞典电视台上周日八点档黄金文学节目《巴比塔》 一般在文学奖揭晓后会邀请学院常任秘书、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座谈。16日，这个被人期待的节目里，谈话嘉宾除常任秘书外，多为略与音乐相关的不痛不痒的人士；外加女歌手演唱迪伦的曲目。人们很熟悉迪伦的歌，却没对他投入足够的文学文本分析的力量。常任秘书除了那几句已重复多遍的话，也没透露更多的信息。对于主持人迂回的诱导，常任秘书既不肯说到底谁是学院中迪伦最大的粉丝，也不敢透露院士们有没有合唱迪伦的歌。关于合唱一问也要躲避，似乎还是想回避对于迪伦的衡量中，文字的成分和音乐的成分有无分离的问题。

　　瑞典的书店有个传统，在宣布文学奖得主后，立刻在店堂最显眼的地方设置诺奖得主书籍展台，这样的图书大卖正好连上圣诞礼物的选购潮——诺奖得主书籍是瑞典最传统也最雅致的圣诞礼物之一。今年，书店面对的是从未有过的新问题——文学奖得主没有书！毕竟，迪伦是以歌词获奖，而非其他。我询问了马尔默市中心一家大型书店，得知下月中旬会有英文歌词集上市。虽然瑞典民众的英文普及率相当高且长期形成了一种认识：迪伦的歌就得唱英文才不走味；但一些老年人，特别是乡间的老人不熟悉英文，而他们又是有阅读诺奖文学的习惯的。

　　假如有人问我今年的诺奖评选结果好还是不好，我要说也好也不好。或许学院始终只有一个标准即文学本身的标准——虽然这标准无法数字化。这几年来，先有了纯文学范围内的变化，让短篇小说家门罗获奖，打破了长期以来长篇小说惟我独大的地位，为学院赢得了一片赞赏。然后，在去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闻采访登上诺贝尔文学奖殿堂，再到今年的迪伦歌词，似乎学院在做一种突破：不拘一格，只要是真正打动人心的经典文学文本，就存在被看中的可能。这样的变革不会是突然形成的，一定有渐变的过程，否则常任秘书不会这么说：为何现在给迪伦这个奖？因为现在，时机成熟了。

　　打破旧的藩篱、拓宽视野是可喜的、极有勇气的，也为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所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结果很不错。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体裁的定义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文学是高雅还是通俗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如今不可一世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就有过被看低的过去；但一直以来，在一定时期内，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既无法否认也是一种必须，通俗文学更不是以原生态直接进入经典的殿堂，即以我国的《诗经》为例，其中的民歌也经过了许多文人的长期编修。一直排除了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历来作为高傲的经典雅文学的指针，在大众化趋势日盛的今天确应坚持一贯的格调。学院或许是在突破旧藩篱的同时坚持着一贯的品格，但学院的保密原则所导致的对背景的无可奉告，会引起大众化时代的大众误读。事实上，已有许多人将迪伦获奖等同于文学奖可由歌词堪能的音乐人获得。

　　那么，这一次颁发给一位歌词作者，是否意味着诺奖的文学范围是扩大或增厚了呢？如果说门罗的短篇小说还完全在纯文学领域，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的是记者倾听法，体裁出界，但因文本的力量还是广受称赞。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被称为声音的小说或声音的散文，她被看成合唱队指挥，调动和使用了多种声音，她本人不是声音的直接创造者。现在，迪伦的歌词是耳朵的诗歌，可以说也是一种“声音的文学”。或者，换个角度，是“倾听的文学”。有人对今年的结果失望，又故作轻松地认为，没关系，明年的得主会是我们习惯和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家，也许是韩国的高银，也许是肯尼亚的恩古吉·提昂戈。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历史性的变化，猜测明年会冒出一个说唱歌手。那么，学院会推出另一种“声音的”或者说“倾听的”文学表现形式吗，还是推出其他新的经典文学类型？也许，学院此后的动向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迪伦获奖的背后动因。

　　我想起1976年去世的瑞典国宝级民谣歌手、头像就印刷在新近发行的面值五十瑞典克朗纸币上的埃菲特·托布，托布和瑞典雅文化圣手、伟大诗人和学院院士贡奈尔·埃凯洛夫相熟，是同一代人，托布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被称作诗人。可惜托布就是一名歌手，他并未生活在苏格兰诗人彭斯的年代，也没存活到2016年，在托布的年代里，歌手和诗人是截然分离的概念。我也想起莎士比亚的话：把玫瑰叫成别的名字，它还是一样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