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

　　《和友封题开善寺》

　　我父母不是南京人，他们是当兵的，1949年解放后定居在这里。我出生在三牌楼军区大院里，作为典型的部队里长大的孩子，我走着一条“规矩”的人生——从3岁起就开始听家里的话练习书法，高中毕业17岁时插队，而后进入部队，然后进入南京书画院、江苏省美术馆。一两个故事很难道明我对南京的感情，我的朋友、亲人、同学、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都在南京，所以我说的普通话都带着很浓的南京口音，尽管有很多次离开南京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

　　我小时候所有的记忆，其实就是对南京的整体记忆。小学时，我常坐着三轮车在南京城里转，到中山陵拍照、在玄武湖上划船。有一次我坐在船上，父亲拍拍我，让我仔细看看玄武湖的风景，把它画下来。当时我觉得特别为难，因为不知道从何画起，后来我只画了我坐在船上划船，背景是一面湖水。从那时起，我开始寻找一种能表达眼前风景的语言，直到看到中国山水画的时候我才知道，噢，可以用这种形式，把生活和某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

　　青春时代是在插队和部队中度过的，1973年，我去江浦永宁公社插队，成了知青。每天四五点钟天没亮就得下田劳作。夏天插秧，蚂蟥叮了一腿，秋天割麦子、脱粒、挑担；大雨天，赤着脚，在粪堆里走来走去。七八月份抢收抢种，没日没夜干活，我的皮肤都被晒成了古铜色。有时渴了，为图省事，舀起池塘里的脏水就喝。但青年时代的“吃苦”和现在大不相同，那时人们心里总是很乐观，即使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再艰难的事情，也并不觉得苦。

　　尽管每天很辛苦，但我一直没停止书法练习和创作。插队期间，时间非常紧，一天15个小时劳动下来，人累得没了形，我还是忍不住想练，晚上没灯我就在空中比画，心里默写。生产队每次要写一些大标语，应急宣传的东西，出大字报专栏，那些大大小小、不同字体的字，我爬上爬下写，上过楼顶，爬过高墙。在农村的堤坝上，那种几十平方米一个的大字，我一个人也完成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去部队当图书管理员，才终于给我一个系统学习书法的机会。

　　我从9岁开始写日记、写到45岁，写了几箱，记录了我整个年轻时期的生活、思考、心情、家庭。第一次发表作品的那本杂志我还藏在那里面。那是在1981年年底，我25岁。其实记日记的时候，也是琢磨书法的时候。年轻时，碰到任何一个汉字，我总会琢磨。过去白纸很金贵，从小在上学的时候，我的所有课本空白的地方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画满了，写满了就擦掉再写。哪怕是生病、心情不愉快，只要我一写字就会立刻打起精神。我总是在手边的纸上下意识地写，以至于形成了条件反射。这爱好就像是一个吸盘，把我牢牢吸住，人生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可以放进去，让我感觉到内心的平静。

　　每次读自己过去的日记，我经常会觉得羞愧、觉得自己无知，自己以前很幼稚。我现在看到以前的作品，会感慨“哎哟，怎么那个时候好像还蛮得意的嘛”，现在看来那么差。也许再过两年，又会觉得现在的东西很差。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希望。如果你问我最喜欢那张作品？我会说：“下一张。”

　　我17岁时插队5年，当兵8年，南京书画院工作21年，江苏省美术馆工作8年。我的青春是在农村、部队的广阔天地和大熔炉中度过的。回首年轻的时光，我觉得那是一种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的感觉。不管我是拉车也好，背了背包也好；我是踩在泥泞的地上也好，还是踏在宽阔的马路上也好，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状态的好与坏，我一直是个单纯的、义无反顾往前走的人。

　　正值青春想的东西，和失去青春时想的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青春是值得留恋、值得欣赏的，然而青春也有枯竭的一天，也有停止的时候。只有当它过去了，我才知道青春究竟是什么。只要曾经拥有，就会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冒贻宣、叶亚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