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11月8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以“‘图文’如何‘并茂’——文学史视野中的图像”为题,在广州美术学院开讲。讲座上,陈平原以1920年代的文学书籍、《点石斋画报》及《绣像小说》等为线索,梳理中国近代中图像之于出版、娱乐、商业与改良群治等方面产生的作用,进而阐释“左图右史”传统的发展与失落。
陈平原先后出版《点石斋画报选》《看图说书——中国小说绣像阅读札记》《图像晚清》等相关著述。“我之关注图像,与美术史家不同,更多考虑的是图文之间的缝隙、对话与互补。”陈平原这样解释对图像“情有独钟”的原因。而晚清的思想潮流、社会生活及文化生产,则是他一直以来的关注所在。
1920年代的文学书籍装帧
2004年前后,陈平原在法国高校图书馆发现一批来自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赠书,其特别的装帧设计引起了他的注意。据陈平原统计,当时的书面的封面设计者,大部分的设计者是鲁迅、孙福熙、叶灵凤、陶元庆、倪贻德、丰子恺、司徒乔、闻一多等人。“出版的形式、发行的途径等等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在这个意义上,陈平原认为可以把物质形态的书籍作为研究的对象。
陈平原引述鲁迅曾经对书籍封面设计的一个精彩论断:其实书籍装帧完全能够和书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不管朴素还是绚烂,只要有个性、有美感就可以了。和鲁迅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以业余身份、手工方式参与到书籍封面设计当中,构成了当时的一股风潮。
“一二十年代早期的现代书已经过去了,从早期开始我们做洋装书,不同于晚清的现代书,不同于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著作,而文学书籍是最容易驰骋美编的才华。”陈平原介绍道,闻一多是以诗人学者著称,而他在美国学的美术;叶灵凤也是小说家,她以模仿比亚兹莱、传播比亚兹莱而为我们所关注的;倪贻德本来是一个美术史家,后来在浙江美院,也是著名的美术家……
“鲁迅关心封面且对美术感兴趣。”鲁迅对于书籍设计的观念日后也延伸到美术层面。陈平原发现,鲁迅重刊《十竹斋笺谱》,是在努力引进西方版画的同时,努力发现传统的版刻,包括彩色印刷一系列的传统。“鲁迅在做新兴木刻运动之前,十几二十年一直致力于《绣像小说》的阅读和研究,他在北京收集了很多的笺谱,传统中国文人都会有金石方面的兴趣,鲁迅喜欢古籍的同时,把金石学的传统引到了美术的范围里面,鲁迅先生是美术的眼光看待这一类的资料。”
然而,文化人直接设计封面的现象只存在了十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受纸张的限制,书籍出版只能从简。1950年代以后,国营出版社开始出现专业美术编辑,使得文人直接进行封面装帧设计的风潮日渐失落。
影响中国文化史的西方艺术家
作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陈平原发现西方画家珂勒惠支与比亚兹莱,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甚至文化界有着深刻影响。德国艺术家珂勒惠支的黑白木刻很大程度上介入到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并与三十年代的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插图画家的比亚兹莱受到鲁迅、梁实秋、闻一多等人的关注,并以爱国人物被引进中国来。
“为什么进入左翼文学、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思想史上有特别大作用的是,版画、是插图,而不是油画或者是水彩。”陈平原认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界真正抵达思想运动,政治运动乃至整个的社会领域的,不是油画,不是水彩,不是国画,而是木刻,版画成为一个有思想含量的艺术形式。“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所有的艺术作品在他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它会超越自己的专业极限,会用到整个国家民族整个的发展潮流理念来,是值得我们关注。”
由此,陈平原指出,走出艺术史看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思路。“关键的问题是用什么人和什么艺术形式来影响社会变革。这就说到我们所熟悉的‘岭南画派’,我关注的是他早年从事画报的经历,以及里面折射出来文字和图像的内容。”
Q&A
问:你希望现在的画家回到大文化的视野中,但是我们看到你刚才分析来看,也许是文学在抛弃艺术和绘画?
陈平原:其实是艺术独立走出文学的阴影。不仅是艺术,看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电影就很明确。早期的电影是由著名的文学作品改编,后来努力强调走出文学,走出自己的道路。其实文学更多地隐含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及趣味,各个具体的门类,比如说绘画、音乐、电影,都在文学中吸取养分。我个人的建议是,画家要有自己的思想追求,不仅是关心文学,还有对于这个时代的关怀。
问:岭南画派主将们投身社会的方式可能是借助画报的形式,在20世纪大众媒体的时代,你怎么看美术家对社会运动产生的作用?
陈平原:并不能要求所有的画家都介入政治,但政治会影响到艺术观念,比如说高剑父的“岭南画派”,他的艺术理念和政治是一致的。和其他同期的画家相比,他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艺术理念和政治理念共通。不是所有人画鸟画都要凸现政治关怀,但是有社会关怀的人,他的艺术创造会往那个方向走,从而寻求某种突破。今天的画家介入社会生活的途径其实比以前还多得多,只是用什么办法来介入,介入也是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