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山山文集》(共7册)，裘山山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面对文学，我首先是作家，其次是军人和女人。

　　“裘山山的教养和经历使她的内心具有很强的向善性、向光性、母性，呈现为某种质感，就是秋日沉淀的沙床，正午温厚的河水。这种温厚的内在沉淀使她能够在创作中对人性加以温暖的守护。”裘山山颇为认同评论家李美皆的评价。

　　裘山山的创作有悲悯情怀。她努力用文字去体察每一个生命的艰难和痛苦，去描摹每一个生命的珍贵和独特，去欣赏每一个生命的温暖和光亮。她说：“我愿意给我自己和喜欢我文字的人，带去温暖与抚慰。”

　　的确，裘山山作品的内核就是人心的暖意。如果人性是一片麦田，裘山山就是那个坚韧而温和的守护者，始终如一。李美皆认为，裘山山之所以如此执著于人性的温暖守护，并不是因为看不到人性与社会的阴暗，而是因为：“揭示人性丑恶的、悲凉的已经太多了。”裘山山不以乌托邦诗篇来进行虚妄的抚慰，而是尽力贴着地面走，以女性乃至母性的胸怀悲悯和抚慰着笔下的小人物。裘山山一向关注普通人的痛苦、矛盾、困惑，因为，看似简单的个体生命，其实都有复杂的内心生活。

　　2016年，《裘山山文集》(共7册)出版，其中包括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人物传记《当代比丘尼：隆莲法师传》、纪实文学《遥远的天堂》、纪实文学《亲历五月》、长篇小说《春草》、长篇小说《八岁的运河》和短篇小说集《八月蝴蝶黄：裘山山短篇小说选》。裘山山戏言，自己也未能免俗，借此机会梳理一下自己30年的创作历程。

　　中华读书报：新一批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军旅女作家，很多难以脱离自身的经历，都是写军营生活或军校生活。您的小说却离自我很远，您觉得这些得益于什么？

　　裘山山：我确实写了大量的军营之外的社会小说，从数量上说，几乎超过了“军事题材小说”。我是这样想的，面对文学，我首先是作家，其次才是军人和女人。所以我的职业对我的选材不会有太大影响，我只是根据内心的感觉去写的。

　　中华读书报：无论小说《春草》还是传记文学《隆莲法师传》，您的作品中不少关于女性的故事写得精彩细腻，格外打动我。很好奇您是怎么把握和驾驭“春草”这个人物的？何以把女性角色写得如此真实？

　　裘山山：写《春草》是有一点冒险，因为我没有一点儿农村生活的体验，我连知青也没当过。但在生活中我不断接触到像春草这样的女人，她们打动了我，一开始只是感动，到后来就觉得非把她们写出来不可。我觉得她们太了不起了，比我强一百倍。挫折不是一次两次，苦难不是一天两天，但她们没有倒下，而是挣扎、奋斗、忍耐、苦熬，坚决不气馁，不放弃，甚至咬紧牙关不诉苦。曾有个读者看了小说后写信给我说，你写的就是我母亲啊。他还问我是怎么知道他母亲经历的。这让我很吃惊。可见在中国，像春草这样的农村女性太多了，她们如草一样遍布，与命运抗争。她们是生活的底色，也是亮色。我一直认为，女性的坚韧和忍耐，是女性最了不起的品质。我写春草这样的女人，就是为了向坚韧的女性表达敬意，向承受苦难的女性表达敬意。

　　之所以写得如此“真实”，我想第一是我爱她们，想努力写好她们。然后是用心去感悟和揣摩。虽然我和她们的生活很不一样，缺少体验，可作家毕竟还有虚构能力和想象能力。何况我也过过穷日子，也经历过苦苦挣扎的生活。多少可以弥补一些。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的短篇小说创作？评论家洪治纲认为，您的短篇小说几乎全都是针对当下生活的，特别是那些并不具备某种重大历史意义和尖锐冲突的普通生活。面对越来越同质化的生活，您会觉得题材匮乏吗？

　　裘山山：我很喜欢写短篇小说，而且我自认为，我的短篇小说是所有体裁里写得最成熟的。至今为止，我已经创作发表了一百多个短篇小说，并得到了一定认可。为什么喜欢写短篇？我也琢磨过，也许和个性有关，性子急，总想尽快把一个故事讲出来，把结局讲出来，把看法说出来。没耐性；还有个原因，对大题材缺少把握能力，换一个说法，对重大题材缺少兴趣。不是谁都能占有重大题材的，也不是谁都能把握好重大题材的。

　　虽然我也写了五部长篇小说，四部长篇纪实文学，但写短篇让我更快乐，更自信。这些年，我越来越着迷短篇的创作，着迷它的结构，它的叙述风格，它的韵味。不要小看短篇，一个小切口，一样会有痛感。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人物命运值得写，小人物小场景小细节也值得写。不以善小而不为，用在写作上也是可以的。生活中最普通的情感，喜悦，哀伤，嫉妒，内疚，思念，郁闷，忐忑不安，都是人性的折射。所以我认为，要写好短篇，第一就是不能轻视它，而是要热爱它，要喜欢它。也许你喜欢，才能沉住气，去发现生活中那些微小的却有价值的事情。

　　至于说到题材，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匮乏。生活是无法穷尽的。不要说所有的生活，单是婚姻生活都写不完。何况我们不仅仅是写故事，是写形形色色的人，写无比复杂的人性。潜入其中，会发现许多隐秘，其乐无穷。

　　中华读书报：长篇纪实散文《亲历五月》是在汶川余震中断断续续写作的。而且采访中您本人也经历了生死。这次独特的写作经历给您带来什么？

　　裘山山：之所以把《亲历五月》收入我的文集，就是因为这本书对我来说太独特了，它几乎与文学无关。我说过，面对文学，我首先是作家，其次是军人和女人。但是写作《亲历五月》这本书就颠倒过来了，我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作家和女人。

　　作为军人，我的职责要求我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第一时间拿出作品。那个时候我将自己的作家身份转为记者身份，快速采访，快速写稿，快速见报。大地震发生后百日内，我发表了22部（篇）作品，多达10万字。一直到奥运会开幕我还在灾区。这次独特的写作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虽然我至今没有写地震题材，但它让我对生死，对灾难，对救赎，都有了新的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我也为自己是一名军人感到骄傲，那个时期我的许多战友都在灾区战斗，冒着危险，尽职尽责，奋不顾身，吃尽苦头。我们都做到了问心无愧。

　　中华读书报：《八岁的运河》采取一个八岁女孩的视角来书写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日常生活。作品的结构非常用心，也突破了以往的“温情叙事”。很想了解您在这部作品写作中的心态？

　　裘山山：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小说像它那么让我有责任感，我一再对自己说，必须写出来，必须留下来。我甚至不能否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亲历。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断意识到，这段经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不仅仅属于我们那一代人。它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是不应该被忘记的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它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沉淀而变得清晰。该正视的尚未正视，该厘清的尚未厘清。而且我发现，由于岁月的流逝，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竟然在渐渐淡去，渐渐消褪，这令我紧张。写之前我对自己的叙述定位是：客观，真实，冷静；不控诉，不渲染。“文革”在我童年的眼里，更多的是荒诞，荒唐，滑稽，然后才是可怕，可憎。我想尽力写出那场可怕的浩劫之中，尚未灭绝的人性和温情，父母之爱，邻里之谊，师生之情，和小伙伴们青梅竹马的快乐。写完后我感到最大的遗憾，是对那段历史的梳理和反思还远远不够。不过我又想，也许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