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节大罢工的几天后，几经讨论的和约即将付梓印刷。一些美国人对此十分乐观，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 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战后，罗斯福作为美国政府谈判团的成员被派往巴黎。他与妻子埃莉诺分享了自己对和约的期望，他真挚地相信持久的和平即将到来。和约的文稿在5月的一个清早被递给赫伯特·胡佛审阅，看过和约中的条款后，他整日心绪烦躁，甚至夜不能寐。在和约条款的约定下，他确信，“欧洲将永远等不到经济重振的那一天”。他警告世人，如果德国彻底走向了崩溃，那么反动分子或者共产主义 者将掌控局面。“这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政治上的灾难。”胡佛声称。他为此闷闷不乐地走在巴黎街头，路上竟碰到了凯恩斯。二人感慨和谈的最终成果，不禁唏嘘。

　　巴黎和会的结束令世间又多了几位“悲剧预言家 ”，他们中的每一位都预言了一个不 同版本的灾难故事。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看来，和约未能正视新兴苏联政权将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冲击，而美国人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也和他持相同的看法，后者更是在“二战”后成为旗帜鲜明的反共分子。除此以外，一些关心贫苦人民的预言家则看到了日后民意的激愤与人们更加困苦的生活。不论是越南的共产党人胡志明、争取阿拉伯独立事业的英国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E.Lawrence），还是美国人权领袖威廉·梦露·特罗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 他们都从自己关注的事业出发，看到了种族压迫的阴霾。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世界历史的发展变迁将印证这些预言的正确性。 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警告，但是没有哪个人像凯恩斯这般尽力。他大声疾呼，并将警告诉诸笔端。1919年，在和约公布后的几个礼拜，凯恩斯一回到英国就立刻投入到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的撰写工作。而后，该书于同年12月 出版。该书的发行使凯恩斯成了预言和约失败的最知名的悲观者。在书中，凯恩斯不仅提到了巨额赔偿金将给德国的战后重建工作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事实上，这一观点他已经在巴黎和会上反复提出），他还详尽说明了这份和解协议中那最引人注目的缺失。和平的缔造者们不但让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继续深陷困境，如何促使胜利国在战后开展有效合作也同样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以内。“和约不仅没有在协约国之间促成任何有效的联盟，其中也没有提出重塑法国与意大利混乱的金融市场的任何举措，更别提要重新打造一个国际新秩序的任何构想了。”凯恩斯在书中还写道。

　　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将自己对和平缔造者的警告立字为据。“欧洲民众的饥寒交迫与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就发生在他们眼前。”凯恩斯写道。巴黎和会的与会者们分明是看到了眼前的灾难前兆——他们走访了被战争摧毁的欧洲村镇（除了拒绝去前线参观的威尔逊总统）、他们看到了在街头发动暴乱的穷苦工人，也见识到了武装镇压民众的残酷。政治危机在欧洲左右翼两方 阵营同时酝酿，看不到希望的人民威胁将以“牺牲文明”的代价来换取生存的希望。

　　整个20世纪20年代，战争欠款成了欧洲各国资产负债表上的沉重负担。面对堆积如山的账单，曾经的交战双方都无暇将资金用 于战后重建。外交官与金融家忙碌地奔波在各国之间，试图让倒下的信贷体系重新恢复运作。但是他们的努力已来不及挽救即将陷入泥潭之中的欧洲。贷款的违约、银行的挤兑、恶性的通货膨胀，经济的残败现状已令人民完全失去了对本国货币的信心。

　　在战争期间，年轻的美国人爱德华·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曾被父亲领去银行，他打算将手中的一些法国硬币兑换成美元。伯恩斯坦记得，那法国硬币仿佛彰显了法兰西帝国的全部辉煌。由黄金打造的硬币上面，铸着拿破仑的肖像。据伯恩斯坦后来回忆，他 在那时候就知道：原来一张法国银行券的价值并不可信。事物的理论意义与真实情景的割裂给幼年的伯恩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1法郎的银行券并不等同19美分的价值，但是这些金币却值得起这个价钱。”他说。

　　成年后就职于美国财政部的伯恩斯坦有幸与经历了“一战”后 这段历史的人们共事。这一次，他们将要跨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完成那些未竟的事宜。伯恩斯坦将与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摩根索一道，开启国际金融秩序的崭新篇章。而这一切，将以美国脱离金本位制为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