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天空、遥远的历史和鲜活的生灵，赋予阿来不一样的气质，他的文字透着拙朴，又不无清新灵异。这不是一个在不同语言、不同世界中穿行的作家，谈不上高产，却有一种笃敏。相对而言，短篇不是很受关注，实则像《阿古顿巴》《月光下的银匠》《老房子》《鱼》等，均不同一般。到底是《尘埃落定》太夺目了，不仅是短制，纵是同样着力颇多的长篇《空山》，也显得黯然，不过也有人称许后者的雄心和控制力。

　　非虚构《瞻对》在阿来作品序列中不太一样，是个有意味的收获。在《瞻对》之后，或者说在“《瞻对》事件”之后，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中篇了，《三只虫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他凭着《蘑菇圈》获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大奖，论者和读者的思绪再次升起，因了自然，因了人的处境，还有那关于发展与存在的辩证，而这些也是另外两部中篇同样关切的，甚至可以说隐现于阿来诸多作品之中。

　　好小说文本总是更丰富

　　木叶：《河上柏影》的开篇有些出乎意料，摘抄了三页的植物志，小说的跋里又做了补充摘录。一首一尾，令人有许多遐想。

　　阿来：我写东西不会预先想那么多，随着一个文本的展开，结构会慢慢呈现出来，这个时候会想很多问题。正文是最早想写的部分，但如果只是把它写出来，这个文本可能跟今天很多小说一样，我觉得生活或这个故事中，应包含更多意味和内容，所以要有铺垫，那些关于岷江柏的摘录等于是这个故事的前传。

　　木叶：会不会担心这样开头有些“松”，或者有点像非虚构？

　　阿来：不担心。可能我们现在是一个消费时代，写小说都特别急，就是老想讲故事，老怕抓不住人，其实小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看小说跟看电视剧、商业片一样，最后只剩一个故事。其实过去的小说，或者说那些好小说，它的文本总是更丰富。

　　木叶：有意味的是，小说靠后的部分，第三辈人（孙子）喜欢县城新区里的新房子，不想回乡下老家，对于祖辈的老家又会是什么态度呢？这一笔往回勾了一下，透出作者的某些用意。

　　阿来：也不一定是用意，社会现状真是这样。故乡感情更多是农耕社会的观念。一过春节，很多第一代打工者轰轰烈烈要死要活地回老家，其实回去也没干什么，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但很多第二代，很多年轻人，恐怕就不太愿意回了。

　　木叶：小说涉及的社会现实、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传统等问题均引人注目。联系到你的身份，是不是也有较深的思考，或者说潜在着身份认同或身份焦虑？

　　阿来：我倒没有这种身份认同与焦虑问题。身份认同、身份焦虑，其实是西方来的所谓后殖民理论。它有它的背景，就是二战前后殖民地摆脱殖民统治，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这也是重新建立一个共同体的过程。这个共同体，有时候叫国家，更多是叫民族。但其实看今天的世界，交往越来越多，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的交往与结合，都越来越多，所以发生很多变化，情况越来越复杂。比如你在跨国公司或国际性组织工作，怎么认同你的身份？所以，将来这个问题会越来越淡化，就像在欧洲、美国，你问一个欧洲人说，你是什么民族，这可能是奇怪的问题。欧洲人复杂，会说我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意大利人，诸如此类。当然，谈论身份时，也涉及宗教的问题，以及难民问题。

　　建立语言和小说形式的真切感

　　木叶：藏族人的历史、人文、地理、风情，以及在当下“与时俱进”具体如何走？《河上柏影》加上《三只虫草》《蘑菇圈》隐含着对此的回应，或对这个主题的深层思考。《河上柏影》的主人公和行政领导、旅游局负责人都希望开发，但思路与方法不同。不少珍贵的柏树被断了根系，围起来，像盆景一样展示……

　　阿来：这不是虚构出来的，真有过断根这种事情。有一种更珍惜的树木就成了一个风景：有说明，有栏杆，跟我小说里写的一样。后来这树快死了，又把它拆开……但是从来没有看到有人为这种错误承担责任。

　　木叶：你有一个意思：某些乡村有一种不协调的旧，不自然的旧，某些城市又有一些不协调的新，不自然的新。为什么很多东西都处于一种不自然不协调的状态？

　　阿来：现在什么都叫“打造”，就是凭空弄个东西出来，较少听取真正的专家和行业人士的意见。结果就是，不断用一些不是它本身生长的东西去取代它。现在是旧的好，我们就打造很多旧的东西。又或者，觉得那些东西太旧了，我们要新的，但打造的这些新又不去好好地跟自然相协调，弄出很怪的东西。

　　木叶：《河上柏影》《三只虫草》《蘑菇圈》都是中篇，此前还写过《行刑人尔依》这样优秀的中篇，我记得莫言说长篇的伦理就是一定要长，毕飞宇说短篇要短，你是怎么考量的？

　　阿来：我写完一个长篇，就特别想写短一点的东西,第一是自我调节，第二呢，我们也只有在不断变换文体的时候，才能真正建立一种关于语言和小说形式的真切感觉，而不是从文学理论书或教科书上获得。短篇小说选材更严格，就是什么是适合或不适合写成短篇小说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短篇像一个长篇或中篇小说的提纲，不饱满……

　　木叶：《空山》收获的评价，和《尘埃落定》有一定落差。也有人为这部长篇打抱不平，觉得没有得到它应有的称许。

　　阿来：现在很多人这样说。这涉及一个作家、艺术家跟艺术的关系的问题。现在整个社会比较功利，文艺家也难免，甚至读者也难免，读者都会替你着急。但是我完成了它，我很满意。我们最大的享受，不是签名、受访、收版税，而是坐在桌子前一字一行地看到它慢慢呈现出自己的面貌，这时你像上帝一样，在创造一个世界……你把所有东西都投入进去了。

　　在书写中劝谕、修正、提升

　　木叶：你曾援引诗人米沃什的话：“我觉得自己如果在社会学中受到了伤害，那么可能从生物学中得到安慰。”对于当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你有忧心，有关切，《河上柏影》《三只虫草》《蘑菇圈》写罢，得到更多的安慰或释怀了吗？“把自然还给自然”，着实不易，一方面，人们难免以自我为出发点去面对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浮躁而复杂的局面不会很快过去，所以，很多事情怕是等不得而又急不得吧。

　　阿来：我确实对米沃什这句话有同感。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这样，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生活久了，或者是在自己书写过程中探究那些历史或生活的阴暗面久了，我调节自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到青藏高原。那里地广人稀，直接面对的就是开阔美丽的大自然。所谓“大美无言”。美，自然之美确实给人以巨大的情感抚慰。所以，我因此也对自然界的被损毁有更强烈一些的关切。也试图以自己的作品唤醒更多的人有与我类似的关切。世界任何成熟的文化中都充满道德与伦理方面的劝谕。中国人对文学功能性的认识中就包含对这种劝谕功能的看重。

　　但我们也得看到，劝谕的力量在中国社会中正在大幅消退。原因就不去说了。但我想，我可以在美丽的书写中劝谕自己，修正自己，提升自己。

　　木叶：有人说“阿来小说所呈现的佛性、神性、民间性的因子，在阿古顿巴这个人物身上有最早的体现”，有人说你所写格萨尔王的身上“兼具了佛教和儒家两种气质”，有人又觉得你是在给西藏及其文化“除魅”，你是怎么看待写作与生命、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

　　阿来：阿古顿巴本身就是一个民间故事中的人物。藏族民间故事有个特殊现象。一个是格萨尔，一大堆英雄事迹堆聚他身上。另一个就是这个阿古顿巴，我没有统计过，但在不同的藏族地区，不同的藏语方言中，以他为主人公的故事至少在上千个。而且，和格萨尔形成鲜明对照。格萨尔是大英雄，他是小人物。格萨尔都是开国开疆，降妖伏魔的英雄事功，但他只是一些寻常故事。他更代表一种朴素的民间智慧，在几乎所有故事中，他总是战胜那些看起来比他强大，比他有学识，比他有财富，比他有权力的人。他总是以最简单的办法战胜那最复杂的计谋。这里头有一种通常所说的真正的民间立场。奇怪的是，在所有故事中没有说过他的出身，也的经历，甚至他的相貌。而他在所有故事中冒犯了藏区这个宗教社会，等级社会中一些神圣的东西。这篇东西写得很早，年轻时候，读他的故事，听他的故事，我就总是想他是什么人？于是，我写了这篇小说，替他写了一篇小传。

　　也许，我们这个社会要更加正常，可能需要更多的阿古顿巴，而不是格萨尔王。在阿古顿巴身上，我没有想过佛性与儒性的问题。我只觉得那是一种民间智慧。当然，民间智慧也完全可能包含那样一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