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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王澍 编辑:王嫣 2017-02-17 09: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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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好书,能够给予它的编辑最好的回馈——自我的丰富、对于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认知,尽管只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但你能感受到一个世界的逐渐打开。

  纵观这本王澍的文集,谈论的不止于建筑、营造,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东方审美。作者以自己的建筑实践,给出了传统文化进入当代的路径。

  而这一点,也是作为编辑期待更多人能够阅读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它并非建筑小圈子的专业论著,更是一本从建筑出发,谈论中国文化的思辨之作。希望那些文字、知识、观点,能够令许许多多处在完全不一样的经纬度之上的人们,产生共振,哪怕只有一瞬间。

  ——蔡蕾(《造房子》一书责任编辑)

  王澍

  近几年,我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身边总有几个弟子追随。我对他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几年下来,不知道他们听懂了多少。

  每年春,我都会带学生去苏州看园子。记得2006年去之前和北京一位艺术家朋友通电话,他问我:“那些园子你怕是都去过一百遍了,干吗还去?不腻?”我回答,我愚钝,所以常去。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何况园林这种东西。

  造园,一向是非常传统中国文人的事。关于造园,近两年我常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起。那是一张典型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顶为茅草。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若视画的边界为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似石似树。但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态度。《容膝斋图》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界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说,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的房子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讲座对象不同,反应差异巨大。对于国内学子讲,《容膝斋图》主要引起价值论的讨论。这当然重要,房子不先作价值判断,工作方向就易迷失。我也曾在美国大学里讲,讲座结束后,那些美国建筑教师就很激动,说他们今天见到了一种和他们习常理解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建筑学。

  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这让我又想起童寯先生。作为庚子赔款那一代的留学生,童先生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游历欧洲,西式建筑素养深厚。但留学归来,却有一大转折,全心投入中国传统建筑史,特别是园林的研究与调查中。治学方向的转变说明了思想与价值判断的大转变。刘敦祯先生在童先生《江南园林志》一书序中写道:“对日抗战前,童寯先生以工作余暇,遍访江南园林,目睹旧迹凋零,与乎富商巨贾恣意兴作,虑传统艺术行有澌灭之虞,发愤而为此书。”今日读来,似乎是在写今日中国之现状。不继承自然是一种摧毁,以继承之名无学养地恣意兴造破坏尤甚。

  与后来众多研究园林者有别的是,童寯先生是真有文人气质和意趣的。博览多闻、涉猎今古、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固然让人敬仰,但我最记得住的是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建筑师不堪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情趣”,如此轻飘的一个词,却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对中国文人而言,“情趣”因师法自然而起,“自然”显现着比人间社会更高的价值。人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修习才可能接近“自然”的要求,并因程度差别而分出“人格”。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的生活世界的建造,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文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不仅是参与,更在于批判。文征明为拙政园作的那一组图,至今仍镌刻在园内长廊墙上,与拙政园的壮大宽阔、屋宇错杂精致相比,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只是些朴野的竹篱、茅舍,在我看来,就是对拙政园文雅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园林的兴造史上,这种文士的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判,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健康生命。而童寯先生最让我敬重的,除了一生做学问的努力与识悟,更在于其晚年面对一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毅然不再做建筑设计,这使他几乎代表了近代中国建筑史的一个精神高度。我见过其晚年的一张照片,在他南京小院中,先生身穿一件洗得破出洞来的白色老头衫,双目圆睁,逼视着在看这张照片的我。而我则见他站在一棵松下,如古代高士图中的高士。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四个奠基的大师——梁思成、杨廷宝、刘敦祯、童寯,童先生是唯一无任何官职,在公共场合露面最少的一位,但他却可能是对我这样的后学影响最深刻的一位,不仅因为学问,更在于其身上那种中国传统文士的风骨和情趣。

  我常猜想,童先生一生致力于园林研究,但生前却没有机会实践,心中定有遗憾,但若有机会,先生又会如何造园,更让我想象。或许从先生所撰《随园考》中可见端倪。随园主人袁枚,杭州才子,25岁(乾隆四年)中进士,34岁辞官,于南京造随园。园居近50年,是中国文士中少有能得享大年,优游林下者。如童先生所考,袁枚所购是一废园,园主人姓随,故名随园。袁枚购得后,并不大兴土木,而是伐恶草,剪虬枝,因树为屋,顺柏成亭,不做围墙,向民众开放。和这种造园活动平行,袁枚“绝意仕进,聚书论文,文名籍甚,著作立身,四方从风,来者踵接”。有意思的是,袁枚正是因为和当时主流社会拉开距离,树立另一种生活风范,却真正影响了社会。如袁枚自述,其园不改名,但易其义,随旧园自然状态建造,并不强求。而在童寯关于园林的著述中,单独作文考证的,唯有随园,从中可以体会到先生对于造园一事推崇什么,隐含什么含蓄而坚定的主张。童先生文中特别提到,袁枚旷达,临终对二子说:身后随园得保30年,于愿已足。30年后有友人去访,园已倾塌,沦为酒肆。实际上,袁枚经营随园50年,就有如养一生命。古人说,造园难,养园更难。中国文人造园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建筑学活动,它和今天那种设计建成就掉头不管的建筑与城市建造不同,园子是一种有生命的活物。造园者、住园者是和园子一起成长演进的,如自然事物般兴衰起伏。对于今天的城市与建筑活动,不能不说是一种启示。

  造园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活的。童寯先生1937年写道,他去访园,“所绘平面图,并非准确测量,不过约略尺寸。盖园林排当,不拘泥于法式,而富有生机与弹性,非必衡以绳墨也”。但我怀疑童先生的话,今日还有几个人能懂。造园所代表的这种不拘泥绳墨的活的文化,是要靠人,靠学养,靠实验和识悟来传的。某种意义上,人在园在,人亡园废。园在我心里,不只是指文人园,更是指今日中国人的家园景象,主张讨论造园,就是在寻找返回家园之路,重建文化自信与本土的价值判断,以我们这代人的学养,多少有点勉力为之,但这种安静而需坚持不懈的事,一定要有人去做,人会因造园而被重新打造的。

  (作者系世界建筑最高奖普利兹克奖得主、建筑大师 本文节选自《造房子》一书中的《造园与造人》 王澍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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