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好书，能够给予它的编辑最好的回馈——自我的丰富、对于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认知，尽管只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但你能感受到一个世界的逐渐打开。

　　纵观这本王澍的文集，谈论的不止于建筑、营造，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东方审美。作者以自己的建筑实践，给出了传统文化进入当代的路径。

　　而这一点，也是作为编辑期待更多人能够阅读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它并非建筑小圈子的专业论著，更是一本从建筑出发，谈论中国文化的思辨之作。希望那些文字、知识、观点，能够令许许多多处在完全不一样的经纬度之上的人们，产生共振，哪怕只有一瞬间。

　　——蔡蕾(《造房子》一书责任编辑)

　　王澍

　　近几年，我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身边总有几个弟子追随。我对他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几年下来，不知道他们听懂了多少。

　　每年春，我都会带学生去苏州看园子。记得2006年去之前和北京一位艺术家朋友通电话，他问我：“那些园子你怕是都去过一百遍了，干吗还去？不腻？”我回答，我愚钝，所以常去。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何况园林这种东西。

　　造园，一向是非常传统中国文人的事。关于造园，近两年我常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起。那是一张典型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顶为茅草。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若视画的边界为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似石似树。但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态度。《容膝斋图》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界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说，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的房子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讲座对象不同，反应差异巨大。对于国内学子讲，《容膝斋图》主要引起价值论的讨论。这当然重要，房子不先作价值判断，工作方向就易迷失。我也曾在美国大学里讲，讲座结束后，那些美国建筑教师就很激动，说他们今天见到了一种和他们习常理解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建筑学。

　　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这让我又想起童寯先生。作为庚子赔款那一代的留学生，童先生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游历欧洲，西式建筑素养深厚。但留学归来，却有一大转折，全心投入中国传统建筑史，特别是园林的研究与调查中。治学方向的转变说明了思想与价值判断的大转变。刘敦祯先生在童先生《江南园林志》一书序中写道：“对日抗战前，童寯先生以工作余暇，遍访江南园林，目睹旧迹凋零，与乎富商巨贾恣意兴作，虑传统艺术行有澌灭之虞，发愤而为此书。”今日读来，似乎是在写今日中国之现状。不继承自然是一种摧毁，以继承之名无学养地恣意兴造破坏尤甚。

　　与后来众多研究园林者有别的是，童寯先生是真有文人气质和意趣的。博览多闻、涉猎今古、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固然让人敬仰，但我最记得住的是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建筑师不堪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情趣”，如此轻飘的一个词，却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对中国文人而言，“情趣”因师法自然而起，“自然”显现着比人间社会更高的价值。人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修习才可能接近“自然”的要求，并因程度差别而分出“人格”。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的生活世界的建造，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文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不仅是参与，更在于批判。文征明为拙政园作的那一组图，至今仍镌刻在园内长廊墙上，与拙政园的壮大宽阔、屋宇错杂精致相比，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只是些朴野的竹篱、茅舍，在我看来，就是对拙政园文雅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园林的兴造史上，这种文士的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判，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健康生命。而童寯先生最让我敬重的，除了一生做学问的努力与识悟，更在于其晚年面对一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毅然不再做建筑设计，这使他几乎代表了近代中国建筑史的一个精神高度。我见过其晚年的一张照片，在他南京小院中，先生身穿一件洗得破出洞来的白色老头衫，双目圆睁，逼视着在看这张照片的我。而我则见他站在一棵松下，如古代高士图中的高士。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四个奠基的大师——梁思成、杨廷宝、刘敦祯、童寯，童先生是唯一无任何官职，在公共场合露面最少的一位，但他却可能是对我这样的后学影响最深刻的一位，不仅因为学问，更在于其身上那种中国传统文士的风骨和情趣。

　　我常猜想，童先生一生致力于园林研究，但生前却没有机会实践，心中定有遗憾，但若有机会，先生又会如何造园，更让我想象。或许从先生所撰《随园考》中可见端倪。随园主人袁枚，杭州才子，25岁（乾隆四年）中进士，34岁辞官，于南京造随园。园居近50年，是中国文士中少有能得享大年，优游林下者。如童先生所考，袁枚所购是一废园，园主人姓随，故名随园。袁枚购得后，并不大兴土木，而是伐恶草，剪虬枝，因树为屋，顺柏成亭，不做围墙，向民众开放。和这种造园活动平行，袁枚“绝意仕进，聚书论文，文名籍甚，著作立身，四方从风，来者踵接”。有意思的是，袁枚正是因为和当时主流社会拉开距离，树立另一种生活风范，却真正影响了社会。如袁枚自述，其园不改名，但易其义，随旧园自然状态建造，并不强求。而在童寯关于园林的著述中，单独作文考证的，唯有随园，从中可以体会到先生对于造园一事推崇什么，隐含什么含蓄而坚定的主张。童先生文中特别提到，袁枚旷达，临终对二子说：身后随园得保30年，于愿已足。30年后有友人去访，园已倾塌，沦为酒肆。实际上，袁枚经营随园50年，就有如养一生命。古人说，造园难，养园更难。中国文人造园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建筑学活动，它和今天那种设计建成就掉头不管的建筑与城市建造不同，园子是一种有生命的活物。造园者、住园者是和园子一起成长演进的，如自然事物般兴衰起伏。对于今天的城市与建筑活动，不能不说是一种启示。

　　造园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活的。童寯先生1937年写道，他去访园，“所绘平面图，并非准确测量，不过约略尺寸。盖园林排当，不拘泥于法式，而富有生机与弹性，非必衡以绳墨也”。但我怀疑童先生的话，今日还有几个人能懂。造园所代表的这种不拘泥绳墨的活的文化，是要靠人，靠学养，靠实验和识悟来传的。某种意义上，人在园在，人亡园废。园在我心里，不只是指文人园，更是指今日中国人的家园景象，主张讨论造园，就是在寻找返回家园之路，重建文化自信与本土的价值判断，以我们这代人的学养，多少有点勉力为之，但这种安静而需坚持不懈的事，一定要有人去做，人会因造园而被重新打造的。

　　(作者系世界建筑最高奖普利兹克奖得主、建筑大师 本文节选自《造房子》一书中的《造园与造人》 王澍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