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游记》（美）迈克尔·麦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蔚

　　东北，对我们是一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我们只是粗略地了解东北是满族的发祥之地，但它是什么时候并入中国版图的？为什么沙皇俄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它垂涎欲滴，必欲据之而后快？而近年来东北的经济为什么持续低迷？这些，我们也许能在《东北游记》一书中获得启示，而它的作者，是以《再会，老北京》一书成名的美国人迈克尔·麦尔。

　　本书是他在妻子的故乡——吉林一个叫荒地的乡村荒地和东北生活、工作、旅行与思索的结晶。

　　当麦尔第一次来到荒地村，妻子的三舅为他接风洗尘，他提出自己想搬到这里来住时，三舅不胜惊愕，因为在他看来，麦尔住在北京很好，谁会愿意搬到荒地这个旮旯里来呢？而三舅的这种表示，某种程度上是东北人矛盾与纠结心态的写照。麦尔的妻子弗朗西斯怀念童年时趴在外公背上去田里玩、在柳树下听外婆讲故事、爬到围栏上跟猪儿们说话的美好时光，但她成年后毫不犹豫选择了去外地读大学、去美国留学。虽然荒地在东北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乡村，可以方便地去超市买东西，去农业银行使用ATM机，但以弗朗西斯为代表的荒地年轻一代依然选择走出乡村，去闯荡外面的世界。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们现在看这一切是挺迷人的。但住在这儿的人觉得这里和城市天差地别。你永远想要走出去，离开这里，把家人也带走，去城里过好日子。”让外人陶醉的田园风光与田园中的人对此无感，只是想过好日子，形成了理想与现实的鲜明反差。麦尔随自己在荒地的房东关先生去松花江捕鱼，他觉得撒网捕鱼时的关先生颇有诗意，关先生在集市上卖鱼时也会有城里的游客举起相机拍他；但显然关先生并无都市人的乡村情怀，他只是“一个努力谋生的乡下人”。

　　作者延续了他在《再会，老北京》中的写作风格，将观察的视角对准了荒地的几个小人物，呈现他们在变革年代中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沉浮。三姨是一个退休干部，不用种地，生活有保障。她遇到问题都会问一个为什么，有自己的见解。村里成立的“东福米业”虽然在市场上风生水起，大部分村民与这家公司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把土地承包给“东福”使用，以此每年获得稳定的收入，但三姨拒绝签订合同，因为她怀疑“东福”保护村民利益承诺的可靠性。“东福”甚至想让村民从自己的宅院里搬走，搬到公司建造的公寓中，三姨坚决不同意，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村民们不能自己种菜，要花钱买暖气和水，“连米都要我们自己买来吃！这说不过去啊！”三姨不会为了眼前的一点的好处而放弃长远的利益，用作者的话说，“她看东西都很长远”，“她的话也比一般人有哲学意味”。

　　相比之下，三舅也会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想方设法落到实处。当村里要撕毁土地承包合同，三舅的权益受到伤害，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进京上访的列车，而且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成功；他拒绝将土地转让给“东福米业”，而是选择自己单干，这样虽然辛苦，但随着粮价的上涨，他获得的收益超过了“东福米业”。但三舅又很务实。他对三姨因为“东福”修建村里的道路而铲掉她的花大发雷霆不以为然。他告诉麦尔，三姨有退休金拿，但他在乎的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不在乎什么破花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权利意识空前地觉醒。如果说三姨维护自己的权益，还带有计划经济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那么三舅维权，则是要将自己应得的利益最大化。

　　在荒地教书和关注小人物命运的同时，作者还将眼光投射到了东北的深处，去博物馆、图书馆查阅史料，去旅行实地查访。在清廷为保护满族人的“龙兴之地”而设立的“柳条边”遗址，他看到了当年针对汉族人的“禁地”变成了如今的葵花田。在通往当年住有“八旗”军营的齐齐哈尔三家子村的公路上，他从满族出租汽车司机的嘴里知道，如今那个满族村庄里能说满语的老人几乎快死光了。满语曾是清朝庞大疆域上的国语，官方文件也有同时用满汉两种文字记载的，但在一千万份清朝史料中，大概只有20%是满文，能够阅读它们的专家寥寥无几。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现实是历史的变化与发展。在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和钩沉、梳理东北的历史之间，麦尔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东北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想到，在荒地，我能以瞥这个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