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整整一年，曾国藩和石达开在江西鏖战，苦苦支撑——南昌不时告急，江西处处有太平军，当地官吏事事掣肘。一年争战的结果，南昌、袁州两郡全境肃清，九江、南康、瑞临、临安，收复过半。但湖北崇通一带，虽屡经官军进剿，太平军依然活跃。如此一来，曾国藩的心情自然不会愉快。

　　就与太平军作战的整体局势而言，咸丰六年时清军处于下风——三月扬州再度失陷，四月江苏巡抚阵亡，五月江南大营失陷，负责江南大营的钦差大臣向荣因此受到惊吓，七月卒于丹阳。恶劣的局势让曾国藩难以看到希望。

　　在曾国藩政坛失意、军事受挫的同时，父亲病逝的消息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不期而至。

　　二月十一日（3月6日），曾国藩在瑞州获知父亲初四日去世的消息，于第二天赶回南昌。十六日，本来就因患目疾请假一个月在营调理的曾国藩立即上折奏报丁忧开缺，请求回籍奔丧。

　　虽然曾国藩在奏折中声称“恭候谕旨”，但实际上，还没有接到朝廷的谕旨，他就和弟弟曾国华于二十一日自营启行。二十九日（3月24日）抵家后，才请湖南巡抚骆秉章代奏丁父忧和奔丧到籍日期一折。

　　1 曾国藩丁忧，与左宗棠不通音信

　　曾国藩奔父丧的咸丰七年，正是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府最忙的一年。根据《左宗棠全集》统计，这一年共写书信七十九封，比咸丰六年多出二十二封，是湘幕时期最多的一年——信中所写，忙于调兵遣将、谈论兵机、忙于筹饷运粮等等。

　　尽管如此，曾国藩父亲去世的消息，左宗棠还是颇为关注。咸丰七年在给王錱的信中，左宗棠先后两次提及曾国藩父亲去世之事，表示“殊为涤公悲”。

　　左宗棠本来以为，此时江西战事胶着，朝廷未必会准许曾国藩奔丧。没想到，在他正为曾国藩的境遇表示同情之时，曾国藩不等朝廷谕旨就已匆忙回家。

　　对此，左宗棠很不认同，他对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直言，曾国藩不待朝命而立即回家，此举“于义不合”。个中原因，左宗棠进一步解释，曾国藩是受命讨贼，自古以来，就有明文规定，遇到打仗这样的“金革之事”，可以不用遵守丁忧的规定，何况现在江西时局艰危、军情紧急。为此，左宗棠还修书一封劝曾国藩尽快出山。

　　左宗棠所提到的写给曾国藩的信，收录在《左宗棠全集》中，写于三月初六日，洋洋洒洒上千言，直接批评曾国藩没等朝廷批准就匆忙奔丧的举动，同时对曾国藩二月二十九日信中认为可以不出山的观点予以驳斥，评价为“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

　　曾国藩奔丧，本来想打着尽孝的礼义大旗以逃避在江西的困顿，没想到被左宗棠评价为“非礼非义”，岂能不窝火？为此，曾左二人闹起了矛盾，并进一步恶化为彼此不通信。

　　咸丰七年十月，经江西巡抚耆龄上奏，朝廷起复跟随曾国藩一起在老家丁忧守制的曾国荃赴吉安，并令总统吉安各军。鉴于江西援军连失刘峙衡、王錱两位劲将，曾国藩同意弟弟曾国荃出山。而经过给事中李鹤年、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代笔）等的奏请，特别是咸丰八年二月工部尚书许乃普的奏请，咸丰终于同意起用冷落了一年多的曾国藩。

　　咸丰八年四月初七日（1858年5月19日），湘军水陆两军攻下九江府城，二十四日克复建昌府城，江西太平军退入浙江。之后，太平军在石达开转战浙江，连陷江山、常山、开化、处州等城邑，围攻衢州，浙江形势危急。浙江官绅争催新授浙江布政使的李续宾督师赴任。不料，此时太平军陈玉成部队攻占皖鄂之交多所城池，安徽、湖北军情告急。李续宾只好回师救援。

　　李续宾无法援浙，为曾国藩出山创造了条件，使得已被咸丰打入“冷宫”的曾国藩获得重新发挥作用的机会。

　　2 咸丰为何同意曾国藩重新出山？

　　按照《左宗棠年谱》的说法，曾国藩能得以重新起用，和左宗棠有很大关系——咸丰八年四月当石达开进兵浙江时，左宗棠就和时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商量救援浙江的办法。左宗棠建议骆秉章奏请由曾国藩统兵前往，至于曾军每月所需的四万军饷，则由湖南湖北共同分担。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左宗棠为骆秉章拟了《筹议分军援浙折》，正式向朝廷提出让曾国藩率兵赴浙。但客观地说，曾国藩的重新被起用，最直接的因素并非左宗棠。骆秉章五月二十五日上此折，直到六月初五日（7月15日）才收到咸丰谕旨。而在谕旨中，咸丰告诉骆秉章，早在五月二十一日（7月1日）就已经下旨让曾国藩去浙江办理军务了。也就是说，在骆秉章、左宗棠上折之前，咸丰已决定起用曾国藩。

　　那究竟是谁先让咸丰对曾国藩不再生气、愿意起用了呢？应该说，这是曾国藩研究中一个长久未被关注的疑点。清宫档案为我们解开这一谜团。

　　远的说是胡林翼，而起到最直接作用的，是时为工部尚书的许乃普。

　　咸丰八年二月二十八日（1858年4月11日），胡林翼曾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指出石达开军约两万兵据江西铅山，声称要进军浙江。为此，胡林翼奏请派李元度带所部兵勇赴浙江扼要防守，以遏贼踪，同时提请咸丰派大将统兵援浙。

　　去年九月二十六日（11月12日），胡林翼以杨载福、彭玉麟等水师将弁都是曾国藩旧部为由，奏请起复曾国藩出山以统水军事权。但咸丰没有同意。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胡林翼这次没有直接奏请让曾国藩统兵前往。

　　但这封奏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咸丰只是批示“交西安将军福兴、江西巡抚耆龄酌办”。很快，浙江形势恶化，石达开部先后攻陷常山、开化等地，围攻衢州，而此时，李续宾要回援安徽、湖北，难以赴浙。五月初二日（6月12日），胡林翼会同官文上《奏陈北路紧要情形李续宾暂难赴浙疏》，提出让张国梁从江南大营中简派大将带兵前往浙江救援。军情紧急，咸丰赶忙下旨，让和春督办江浙两省军务并赶赴浙江统率已派往浙江救援的周天受、周天培等军。

　　但和春畏难不敢启程，多次奏报自己正患病，须等病好后才能赴浙。如此一来，咸丰只好重新谋划驰援浙江的统兵大将人选。

　　咸丰八年四月湘军萧启江部攻下抚州、建昌后，太平军在江西的据点仅剩吉安一处。五月十一日（6月21日），胡林翼再次上折，指出浙江军情紧急，既然李续宾暂难起程援浙，可派萧启江前往。在奏折中，胡林翼巧妙提到了曾国藩，指出萧启江所率将士，多是曾国藩和罗泽南的旧部，“萧启江兵力甚厚，其所带之勇，多系侍郎臣曾国藩及罗泽南等旧部，久经战阵，其张运兰、王开化、刘芳贵等所部勇丁尤多精锐……”。言外之意，是想让曾国藩率兵赴浙。但此折上后，咸丰还是没有起用曾国藩的意思。

　　查阅清宫档案可知：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1日），工部尚书许乃普曾上折，说浙江势危请饬曾国藩驰赴督剿。许乃普上折当天，咸丰即下旨，“前任兵部侍郎曾国藩驰赴浙江办理军务”，并将谕旨以六百里加急寄送骆秉章，要求骆秉章迅速通知曾国藩。

　　许乃普，浙西人，时年72岁，任工部尚书。他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道光朝时即出任兵部尚书，咸丰登基后，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

　　根据许乃普的奏折，此前一天的五月二十日，咸丰曾召见许乃普，询问浙江军务事宜。咸丰之所以要找许乃普，估计和许乃普是浙江人有关。而且，之前许乃普曾奏请派李续宾前往浙江救援。被召见之后，许乃普回家想了一夜，于第二天上折，奏请曾国藩赴浙。在他看来，“浙江军务虽有周天受办理而资望较浅”，浙江巡抚晏端书能力有限，如果不赶紧派大员前往督率，必致一误再误，局面将不可收拾。而如果曾国藩由楚来浙，与周天受等前后夹击，浙江的太平军可指日荡平，还能保障上海杭州一带饷源。

　　由此看来，正是许乃普五月二十一日的奏折，直接促使咸丰下旨让曾国藩出山。而谕旨中“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皆系曾国藩旧部”等语，和胡林翼在五月十一日所上奏折中不少词句相同，它表明，胡林翼的长期运作也起到了相当的效果。

　　3 曾国藩主动检讨，曾左重归于好

　　此次，曾国藩没有再推辞——六月初三日（7月13日）接奉谕旨，初七日即从家出发，十二日抵长沙，与骆秉章、左宗棠会商军事，并于十七日（7月27日）具折恭报起程日期。咸丰收悉后，朱批给予表扬，“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随着曾国藩的再度出山，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和好如初。根据《曾国藩日记》，从六月十二日到十九日在长沙这八天，曾国藩和左宗棠天天见面、商谈军务——甚至，六月十七日，虽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谈至很晚，但曾国藩还去找左宗棠聊天至二更。十六日中午，左宗棠更是设家宴招待曾国藩等，足见此时两人关系之好。

　　自曾国藩奔丧之后，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已经一年多没有通信。如今能重归于好，他们二人是谁先低头认错的呢？

　　是曾国藩。

　　在家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对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多次表示，回想历年来所办之事，深感不当之处很多，内心十分愧疚。

　　而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能重新通信，曾国荃功不可没——是他劝曾国藩给左宗棠写信的，“弟劝我与左季高通音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这封写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5月7日）的书信表明，虽有弟弟相劝，曾国藩还是放不下面子，他和左宗棠都在湖南，相距不过几十公里，却舍近求远，即使写信也先寄给远在江西的曾国荃，让曾国荃转递给左宗棠。

　　曾国藩没有食言，他真的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在四月初九日（5月21日）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说：“再，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兹写一信，弟试观之尚可用否？可用则便中寄省，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如果曾国荃觉得不行，他还可以再写一封。由此可见曾国藩向左宗棠和好的诚意。

　　曾国藩在信中究竟写了什么呢？由于曾国藩写于咸丰八年正月至五月间的信件丢失，因此各个版本的《曾国藩全集》都没能找到此信。但从左宗棠四月二十六日（6月7日）的复信中，我们还是可以推知曾国藩书信的主要内容：

　　沅浦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持。……来书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

　　由此可知，因为曾国藩奔父丧后不出山之事，曾左二人竟然一年未通信。这次在信中，曾国藩检讨自己“晰义未熟，翻成气矜”——在守孝一事上没有候旨即擅自行动，表明自己并没有真正明白忠孝的大道理；不仅如此，还不听左宗棠的规劝，自尊自大认为自己所作所为就是正确的。一番检讨之后，曾国藩希望求得左宗棠的谅解。接到曾国藩书信后的左宗棠，十分高兴，“喜慰无似”的同时自我批评自己过于“负气相持”，检讨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有负气、赌气的毛病。

　　彼此一番自我批评之后，曾左两人重归于好。但应该说，曾左和好的第一步，是曾国藩迈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