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晚年,曾在《玉池老人自叙》中自述遭受宗棠排挤由来,痛心左宗棠对自己的忘恩负义。对于《玉池老人自叙》的叙述,比如关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的发迹均因为郭嵩焘等说法,已有不少史家指出其表述夸大。但对于其中涉及左宗棠部分的失实之处,尚没有人专门进行辨析。
(一)“自权粤抚,某公来书,自谓百战艰难乃获开府,鄙人竟安坐得之。虽属戏言,然其忮心亦甚矣。”
——关于此说法,目前尚未找到明确的证据。
郭嵩焘同治二年(1863)九月抵广州正式出任署广东巡抚,至同治五年五月离任。翻检《左宗棠全集》所收录的这段时间郭、左二人通信,并未发现类似“自谓百战艰难乃获开府,鄙人竟安坐得之”这样的话。
当然,不可否认,或许是已经遗失、损毁,或许是尚未找到,《左宗棠全集》并未能收录左宗棠全部的书信、奏稿等。比如根据《郭嵩焘日记》,同治五年,郭嵩焘在正月十三日、二月初四日、二月十七日、四月廿二日先后接到左宗棠的来信,但《左宗棠全集》只有郭嵩焘所说的正月十三日之信,其余的,并未收录。
因此,左宗棠是否说了这样的话,尚不能做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二)“某公四折纠参,其立言大都以不能筹饷相责,而吾自信以一人支柱大军月饷三四十万,皆出一身之筹画,实为有功无过。”
显然,此说有误。
除了《陈明广东兵事饷事片》主要说军饷和潮州厘金事之外,其他像《复陈近日贼情恳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折》《复陈广东军务贻误情形折》,左宗棠只字未提军饷之事,更多是说广东军务贻误情形。因此,郭嵩焘在《玉池老人自叙》中大谈办理潮州厘金和广东军饷的成绩,可以说答非所问、避重就轻。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日(1866年3月6日),因瑞麟、郭嵩焘不愿承担广东提督高连所部六千人每月三万军饷,而只希望高连单人赴任,左宗棠才上了《请仍檄高连带所部赴任片》,第二次提及军饷之事。二月十四日(3月30日),朝廷下旨,命瑞麟筹给高连部月饷,不准短少亏欠。
(三)“某公于嵩焘在粤饷情形亦能知其节要,而蓄意攘夺此席,畀之蒋君,不惜戈矛相向,任意污蔑”。
这里的“蒋君”,说的就是蒋益澧(字芗泉)。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1866年4月11日),在让郭嵩焘来京另候简用的同时,朝廷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
左宗棠举荐蒋益澧为广东巡抚是否“蓄意”、是否早有预谋?
最早在同治四年九月初七日(1865年10月26日),左宗棠在《复陈近日贼情恳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折》中提到,广东如果能有李鸿章、蒋益澧这样的人才,不愁太平军不灭。一般认为,这有暗喻李为总督、蒋为巡抚之意。
九月二十日(11月8日),左宗棠曾给蒋益澧修书一封,信中有“看来闽、粤皆急须从新整理,……兄……不敢避嫌怨以负朝廷也。……总以多进贤才,俾其有继。庶一有移调,不致后顾茫然”。此前两天的九月十八日,左宗棠刚刚上了《复陈广东军务贻误情形折》批评广东督抚瑞麟和郭嵩焘,信中“多进贤才”、“一有移调”等字句表明,左宗棠此时已有推荐蒋益澧为广东巡抚的想法。
但九月初的暗示也就仅仅是暗示而已。直到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左宗棠才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片》中明确奏请蒋益澧督办广东军务和饷事。其时,太平军余部已基本被压缩在嘉应州,难成气候;二十四日更是被全部歼灭。因此,让蒋“督办广东军务”的说法,已属牵强,出任广东巡抚之意更是明确。
和刘典、杨昌相比,蒋益澧资历更深。他自咸丰八年起就历任广西按察使、布政使等。此时正在浙江代理巡抚,也颇有政声——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将近一年,《清史稿》评价“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江为最”。左宗棠在给蒋益澧的信中也夸赞“浙中气象蒸蒸日上,贤者之为力不小”。朝廷也认为,蒋益澧能够胜任广东巡抚之职。因此蒋出任广东巡抚,并没有像郭嵩焘那样先“署任”(代理),而是直接实授。
左宗棠推荐蒋益澧为广东巡抚,是否有自己的私利?目前没有查到相关的证据。同治五年(1866)八九月间,在筹建福州船政局时,考虑福州船政局每月花费约为四万,左设想“闽任二万,粤东一万,浙江一万”。此时已被调补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开始谋划对付西捻军的方略以及军饷等,希望广东方面能支持,但在给蒋益澧的信中,语气十分客气,“彼中饷馈艰难万状,……陕甘无可筹,求之别省,则必不应。兄拟于闽、浙求之,未识粤东能惠我少许否?乞明示之”。
这,应该说透露了左宗棠推荐蒋益澧、杨昌濬等人的真实想法:经历了对付太平军之战,左宗棠深知筹饷之难,让与自己有交情的人出任掌握实权的地方督抚,办事比较方便。而且,广东向称富庶。
同治六年(1867),在给蒋益澧的一封信中,左宗棠写道:“甘饷月诺四万,按季起解,上纾朝廷西顾之忧,下解关陇倒悬之厄,披览大咨,感慰无既,不独身在局中者颂德无穷也。”由此可知,在及时拨付协饷给左宗棠方面,蒋益澧是大力支持的。
而从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与刘典的一次通信中,我们得知:蒋益澧竟然对左宗棠亦有意见,“郭筠仙与弟凶终隙末,谓其署抚由弟劾罢,死不甘休。此等意见从何说起?蒋芗泉……亦曾言弟待人不厚”。
蒋芗泉即蒋益澧,也曾批评左宗棠待人不厚!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影响左宗棠对蒋的推荐。由此,也许表明,左宗棠推荐蒋益澧,并未掺杂个人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