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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延滨:在很小的缝隙中表达自己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顾超 编辑:王嫣 2017-05-11 10: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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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延滨,1948年生于哈尔滨,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诗刊》原主编,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顾超: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

  叶延滨:写作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这代人跟今天的年轻人不太一样。我是老三届,而且我原来是准备学工科的,在中学里理工科学得特别好。我高中是在四川读的,家里面为了让我知道中国和世界上理工科有多少比我更优秀的人,高二的时候我就专门坐了三天火车到北京。因为我姐在清华大学,当时一个省考上清华大学的不过10个人,我姐考上清华大学那年是8个,我就去看看清华的才子是什么样。我当时是趋于这样的人生设计。后来突然一下子文革爆发了,大街上干什么的都有,最后就发现,唯一的属于我自己、能够表达我自己的就只剩下一支笔,它能够使我活得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我最早参加工作的时候是马场的农工,放马的,后来是化工厂的工人身份的宣传干事,我觉得做这些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唯有写作是可以实现自己、表达自己的,就是这么个起源。

  顾超: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国内和国外谁对您的写作影响最大?

  叶延滨:有的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有的人是很偶然的人物。我在读书的时候酷爱数理化,但除了学习课程以外,唯一爱好就是读小说,不是写诗——我那个时候觉得写诗是女人的事,也不太读诗。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应该是托尔斯泰。我在上高一看《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读到其中有一段谈国际形势、战争以及对人类的看法,一写就写了100多页,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突然发现这个作家真厉害,可以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对世界、对世界大战、对人生都发表重要的意见。他让我觉得作家很牛!这是对我影响最早、最大的,也是最让我震撼的一个作家。之后我逐渐拿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书,就系统地读他。当然后来现代主义的作家,我读得也比较多。但是客观来说,至今没有人对我的影响能超过他。托尔斯泰不是影响我写作,而是影响我怎么做人。一个人的力量——早期人文主义的人的力量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至于要说国内的作家谁对我的影响大,就要谈谈我为什么写诗。文革的时候几乎啥都没有,书店里突然出了一本诗集,是李瑛的《红花满山》。诗居然能够这样写,把战士、边关等等写得特别优雅,这在充斥着革命文学语言的文革中,是非常罕见的唯美的文字,读来感觉很赏心悦目。李瑛的诗对我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也能写出这样的诗。第一,它是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表现,当时铺天盖地都是工农兵口号诗、小靳庄农民诗,它不一样;第二,我发现他这样的写法我也能写。所以我最早的一篇作品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就是写诗。那段时间写了很多诗,都是模仿学习李瑛,这算是特殊时期的特别影响。以至于在以后,我做了很大的努力,去摆脱他对我的影响。但是一开始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是他把我的人生轨道突然从小说转变到诗。因为在文革的时候,想写小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很少有时间写,也很难把想法说出来——那个时候拿起笔就觉得在犯罪一样。写诗是一个很小的缝隙,是那个非常严酷时代中的一个缝隙,在缝隙中间我能够稍微地呼吸顺畅,稍微地表达一点自己。

  顾超:您觉得文革之后还是这样的情况吗?写诗是一种缝隙,而写小说要自由表达却很困难?

  叶延滨:那主要不是这个原因。开始写诗之后有个机会,我的编辑生涯就同时开始了。我1973年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借调到《延河》编辑部当业余编辑,我就是在那个小院里认识了刚出道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当时编辑部的一帮老先生都很有修养,魏钢焰、杜鹏程、王汶石这些刚“解放”出来的老作家,他们对请来的年轻的“工农兵”业余写作者开了一道口子,叫做“供批判用”——可以每次到被查封起来的图书馆里面借出十本书看。我在那一年基本把图书馆里古今中外的所有诗集,全都读了,从惠特曼、歌德、聂鲁达到文革前“内部批判”的黄皮本现代主义诗人作品,从唐宋诗词到郭沫若、冯至、艾青,几百本诗集读下来,就从单一的规定轨道转了弯。第二个弯就是我把所有的诗都读了以后,我发现我能够驾驭诗这个手艺,人要有自信才能够做事嘛。有些人批判我说:“叶延滨啊,你一首诗出名嘛!”就当年一首《干妈》出名。但其实写那首诗并非完全的偶然,之前我已有八年的写作实践,之前更有这样一种大量阅读做好的准备。那个时候读书不像现在这样一本一本地读,而是背了一包回去以后就这个星期哗哗读完,客观上,贫穷的文革时代,没有其它娱乐也没有其它消费。这样读下来,我觉得对这种艺术门类自己能驾驭它,就有这种自信了。

  顾超:随着市场化热潮澎湃、大众流行文化的发展、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作家要怎么应对这种时代趋势:是坚持做纯文学的开拓者和传播者,还是尽量努力生产迎合市场口味的通俗流行文学产品?

  叶延滨:在这个时候,作家就开始分化。我曾经讲过,我们最早的那种文学家的觉悟就在于不要听命于行政的指导,就是政治不要干涉文学。那个时候是80年代,“政治不要干预文学,文学要听从人民的呼声,听从时代的召唤”,是一种觉悟。任何一个作家要明白,在今天对文学发生作用的不仅有权力,而且确实有金钱。因此对今天的文学而言,它的作用分化了,不像刚起步的时候,它确实有娱乐作用、消费作用了,而且消费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回报。这个时候的文学家实际上是分化了的:有的文学家坚持着他的追求和孤芳自赏,不孤芳自赏的文学家可能最后是成不了大家的;而有的文学家接地气,为社会服务,取得巨大的回报,成就感很大;有的文学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处于一种彷徨状态。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作为社会中间那些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部门——在我们这里是一个部门,在西方是一个学校或者是一个机构,就必须对那些坚持着个人理想的作家予以资助、支持,使那些只有少量人知道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作品能够产生、问世和得到保留,这是社会要做的事情。这不是扶贫,也不是去扶助困难,而是去保护那些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仍然闪耀着理想光芒的东西;那些获得巨大社会回报的作家们,就像投资一样,他以文学来投资,而且带来了巨大的回报,这样的人就让市场去指挥好了。这个时候社会的学术机构也好,思想领域的机构也好,必须准确地对那些抱有理想的作家予以支持,给他们奖励和肯定,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顾超:作协有什么机制去判断哪些作家是坚守理想的,哪些只是哗众取宠?

  叶延滨:这恰恰是我们作家协会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第一,我们习惯于认为作家协会是领导作家的,什么叫“领导作家”,就是用正确的思想去教育作家。要在这样的一种传统观念下去扶持那些有理想的作家,实际上是承认这样一些不合时宜的作家恰恰是推动时代的人,要向他们学习,要承认他们的价值。这种转变是很难的,要求我们作家协会的转型不是从行政领导变成市场管理,而应该从行政领导转化成擅长发掘、保护、推广那些有理想的优秀作家,对真正的社会精英给予鼓励和表扬。这件事情我说出来很容易,但是这种体制的转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做到的。作为一个你这样的博士后学术研究,你就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它能不能够实现?如果没有人提,永远不可能实现。直到今天为止,作协的转型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做了很多好事,但是目前还是有两面性:一方面继续在用先进的思想来教育作家;另一个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哪些作家富了,哪些作家出名了,我们就把他捧起来。在这两个之间,作家协会原来的那种自信心不够了,以前的那种“主旋律”扶持想要继续,心里面觉得也不踏实:有些作家已经很牛了,发财了,那何必再去扶持呢?

  (节选自顾超著,《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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