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职官志》文臣荫补例：“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子，承奉郎；孙及期亲，承务郎；大功以下，登仕郎；异姓亲，将仕郎。”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又在疏浚润州蒜山漕河及出使契丹等职事上有功，因此能荫及异性亲。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郑向得到一次按叙例封荫子侄的机会，他将这次机会给了外甥周敦颐。这次封荫，周敦颐得到的职位是试将作监主簿。

　　“试将作监主簿”之职位，就是即将作监一职的试用人员。“将作监”是北宋初年游离于礼部和工部之间的办事机构，主要掌管祭祀活动。后来又发展成为掌管宫室建筑以及各种异样器用打造的官署。主簿是主管衙门文书簿记、查抄登录钱财出纳之事的下层小官。宋时中央机关各寺、监、地方县级衙门多设主簿。周敦颐是将作监的试用主簿，因为是“荫补”而不是进士考入，故叫作“无出身”，没有学历学位资格。但按惯例，试将作监主簿属于国家机构官员，是正式的国家公务员序列，属九品，虽是试用主簿，今后也能转为正式主簿后逐步升迁。这个职位表明周敦颐从此进入了官场，开始了官员生活。

　　其实，这次荫补入仕除了皇恩浩荡之外，更在于舅舅的一手操作，有三大因素让他得到了荫补入仕的人生机遇：一是郑向三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入仕，无须荫补。二子郑平于天禧三年（1019）举进士甲科，官永州判官兼监衡州茭源银冶，其兄郑本、弟郑革以及郑平之子郑总亦先后进士及第。二是周敦颐幼年丧父，远离家乡随舅游学在外，无人举荐回乡参加乡试、会试，更无法以“异地考生”的身份参加殿试。三是一次偶然表现，被人发现。景祐三年（1036），郑向任两浙转运使，周敦颐随舅舅在江苏丹阳转运使衙门游学。有一天，他经过舅舅公署，见舅舅为一案件判决与朝廷来官争论不休，他走进去提了一个建议，此案得以释疑。这样，来官将此事上报朝廷，周敦颐被吏部物色，特例以郑向外甥荫补入仕。这段美事在周敦颐55岁（1071年）在南康修谱的自述中记录了下来：“颐少时获希夷先生学，毅然以斯道为己任，于勋名淡如也。景祐时，过舅氏郑署，谬以一语清疑谳，为有司物色，先司理南安，历康郡知事，惴惴然虑不称当官。”

　　汴京岁月，是周敦颐的追梦岁月，他在舅舅的全心照料和精心指教下，完成了人生第一个三部曲：求学—成家—入仕。此时的他前途光明，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可正当他豪情满怀，跃跃欲试，一展宏图之时，如五年前来汴京时的灭顶之灾再度来临。当周敦颐行完冠礼、办完婚礼、出任朝吏后，舅舅出任杭州知府，这本是一桩大好事，可上任不久，1036年舅舅病死任上，葬于润州。第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母亲也因病去世。根据汉代以来惯例，父母去世，无论官职多大，一律守孝三年，守丧期间，官职一律自然消失。两位最亲最近的亲人顿失，刚获得的工作消失，周敦颐觉得天都塌下来了。这时，周敦颐这棵刚长成的大树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母亲生前嘱咐，死后一定要与舅舅葬在同一个地方。周敦颐便安排妻子陆氏在汴京陪伴照料舅母，自己遵从母命，扶柩南下，葬母于千里之远的润州丹徒郑向墓侧，并在丹徒守孝3年。夫妻俩这一分开就是16年，直到1060年，舅母去世，自己到四川合州任职时才夫妻团圆，可见他对舅父母和母亲的拳拳之心。他的这一境遇，正应了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试想，周敦颐如果没有这两番遭遇，没有从幸福生活跌入人生谷底，由“孤”而“独”，他又怎能一直在底层为官讲学，在南安遇上“二程”？又怎能在凡人凡景中观物养心，悟《太极图》，著《通书》？如此，中国的理学要晚多少年、多少代？中国的儒学何时断而复兴？中国的哲学是否少了一个主题，少了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