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林怀圣

　　2016年7月25日，我从湖南永州到江苏镇江，乘飞机、坐高铁，千里迢迢，只用了短短的四个小时。

　　1037年的一天，周敦颐如果也是从永州出发，按照王闿运给出的“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理学行踪，从湘江到长江，顺流而下，到达镇江也得三四个月时间。

　　但周敦颐这次没从永州出发，是从汴京来的。一路扶着母亲的灵柩从开封出发，向着舅舅的归葬地润州丹徒而来。时慢时快，水陆兼行，到达镇江至少也得两三月时间。

　　周敦颐本与镇江无缘，无论求学，还是为官，都可能与镇江没有结缘。可镇江偏偏与他结缘最厚、投缘最深。

　　是镇江人民把他请来了。舅舅郑向这位龙图阁直学士，知府杭州，逝于任上，润州人民怀念他先年治理漕河之功勋，将他迁葬于丹徒漕河边，永远祭祀。

　　是周敦颐自己投奔镇江来了。母亲仙逝，念其兄长的眷顾深情，誓要追随长眠于兄长身边，周敦颐奉母命而来。

　　是上苍安排周敦颐的人生必过镇江一站。老天早就安排高僧、大师、政要在镇江等着他。

　　镇江，这块风水宝地是命中注定要与思想圣贤知缘、投缘、结缘的！

　　追随政治偶像

　　郑向，是周敦颐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在生时为周敦颐奠定了求学为官的第一层厚基，去世后亦在荫护着周敦颐。《宋史》本传中这样记载着郑向的事迹：

　　郑向，字公明，开封陈留人。举进士，中甲科，为大理评事，通判蔡州，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试集贤院，未己除三司户部判官，修起居注。迁度支员外郎，为盐铁判官。出为两浙转运副使，疏润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为便。复为盐铁判官，擢知制诰，同勾当三班院。使契丹，再迁兵部郎中，提点诸司库务，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卒。

　　郑向是周敦颐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依靠和政治支柱，这样一位北宋显宦，更是周敦颐的政治偶像。生前的言传身教，让周敦颐终生追随，发誓要以舅舅为学习楷模，成长为像舅舅一样的对国家忠诚对百姓恩惠的好官。镇江人民对舅舅郑向的传颂和爱戴，像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时时影响着周敦颐的身心。舅舅的面子给周敦颐在人地两生的镇江开出了介绍信和通行证，镇江百姓和政要像尊敬郑向一样礼遇这位深受郑向器重的外甥。这越发增加了周敦颐对舅舅的崇敬，镇江三年守孝，既是为母亲守制，也是为舅舅守孝。既是陪伴母亲守护礼教，更是依随舅舅修炼心志。

　　如果说舅舅郑向是周敦颐生命中与生俱来的政治偶像，那么，在镇江这段特殊的日子里，老天又安排了另一位政治偶像在这里等待着他。这个人便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出生，苏州吴县人。两岁丧父，因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嫁到一个朱姓人家。小时候，他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成长，住在一个庙宇里读书，穷得连三餐都吃不上。大中祥符四年（1011）知家世，得知自己原来姓范，离家出走到应天书院求学，苦读五年，终于玉汝于成，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登科后，范仲淹风风光光地将母亲接到身边赡养，还赋诗一首以表苦读高中、风光迎母时的踌躇满志：

　　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

　　百花春满路，二月雨随车。

　　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

　　天禧元年（1017），29岁的范仲淹任文林郎、集庆军（亳州）节度推官。这一年他上奏恢复了自己的“范”姓。仁宗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任西溪盐官时，建议修建捍海堰，以解除海潮对泰州、楚州、通州、海州等沿海地带的侵蚀。后人称之为“范公堤”。宝元三年（1040），西夏攻延州，他与韩同任陕西经略副使，改革军制，巩固了边防，成为一代名臣。得宋仁宗器重，从陕西调回京城，担任副宰相，从整顿吏治和救治财政入手，提出“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明黜陟”“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覃恩信”“重命令”十条改革意见，仁宗批准在全国推行，即为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北宋时期官宦士子普遍存在强烈的“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的忧患意识，范仲淹在千古名文《岳阳楼记》中表现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成为官宦士子追求的理想境界，为整个宋代士大夫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公共责任意识。范仲淹的这些品格和价值追求使他逐步成长为仁宗朝的士林领袖，他个人也在日后把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普及到了许多如他一样有志于献身时代的士大夫群体中，将个人因出身寒门却能步入仕途而产生的报恩升华到“为一个朝廷尽忠尽力，为这个朝廷所代表的国家的最高利益—长治久安而尽心竭力”。范仲淹推动了士大夫精神朝着良性、积极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宋代乃至宋以后整个儒家士大夫的一个人格典范。正如朱熹所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韩琦评价说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到明代，李卓吾说：“范公何尝死也。宋亡，范公终不亡耳。”可见范仲淹浩然的人格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

　　周敦颐便是范仲淹这一普世价值的受益者。

　　范仲淹的政治命运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起几落。他原在朝廷当谏官，景祐三年（1036）五月向仁宗上《百官图》揭发宰相吕夷简任用私人，落得个结交朋党、挑拨君臣关系的罪名被贬谪南方，先为饶州刺史，第二年再徙润州。此时，周敦颐千里迢迢来到润州守丧，两颗巨星相会，必定结出思想的硕果。

　　圣人就是会融会贯通、兼收并蓄。镇江之会，两情相悦。范仲淹的为官为人早就如雷贯耳，周敦颐对崇敬备至。范仲淹与郑向同朝为官，对周敦颐的博学多识也有耳闻。镇江相识，周敦颐二十一岁，血气方刚，才华横溢；范仲淹四十八岁，历练成熟，老道稳健。忘年之交，其乐融融。

　　范仲淹对周敦颐影响至深，为周敦颐日后为官主政所仿效推行。

　　一是士大夫的官德修炼。范仲淹心中的士人形象是“咸以德为先”，早年心中所想乃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从小就树立起了关心民生、热心世事的士大夫品格。天圣五年（1027）他在《上执政书》中提出君王与士大夫“共理天下”的政治名词，由先前的“共治天下”到“共理天下”，这四个字成为范仲淹留给宋代政治最宝贵的遗产。他还提出士大夫要“左右天子为大忠”，要“以天下为己任”。作为一代大儒，他曾自述“儒者报国，以言为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达自己不屈不挠、积极参政、致力理想的想法。在求学南都之时，他曾经给晏殊写过一首诗，描述自己安贫乐道、追求儒家政治理想的抱负：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消。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范仲淹这种忧国忧民忧君的情怀，深深地影响了周敦颐。后来在江西为官时，好友潘兴嗣劝他一同归隐，周敦颐回答说：“束发读书，将有以设施可泽于斯民者。”表明自己从小读书的目的，就在于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得到好处。这种政治价值观与郑向和范仲淹这两位政治偶像是分不开的。

　　二是重教兴学的主政要措。范仲淹是宋代地方兴学的先行者。在宋朝开国之初，地方州县一般没有学校，当时全国只有五所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直到乾兴元年（1022）宋帝诏令兖州建学，才开中央意志支持地方办学之先。仁宗庆历二年（1042）二月下诏让天下州县都设立地方学校。其实，景祐元年范仲淹以右司谏知睦州时就曾“建置学社，树立讲堂”，后来知苏州、知润州，以及庆历改革新政后知邠州，都在兴学。地方兴学成为庆历之际的一个时代性活动，为传播儒道和巩固文治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明儒日后在乡间传道、促进儒学在民间基层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庆历兴学对地方教育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范仲淹还是中央兴学的主导者。他在应天书院教书期间，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论：“士有锻炼诚明，范围仁义。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试。居圣人天地之炉，亦庶几于国器。”强调学术自我完善，鼓励学生自学和学术争鸣。这一开放的学术气象为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聚拢了大量的人才。据刘卫东先生统计：“北宋三大唯物主义思想家李觏、张载、王安石；三大教育家孙复、胡瑗、石介；三大军事家和战将庞籍、文彦博、韩琦；三大现实主义诗人石延年、梅尧臣、苏舜钦；三大诗文改革家穆修、尹洙、欧阳修，四大进步政治家富弼、余靖、蔡襄、叶清臣等，他们都是范仲淹的学生，长期受到其师的奖赏、奖掖和教诲，并较好地继承了老师追求新知、热衷创新进取的思想。这是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功绩，也是应天书院引以为自豪、令人钦佩的辉煌历史。”

　　周敦颐虽未成为范仲淹的学生，但与这样一位传授太学、倡建州学的伟大教育家结识三年，就为日后周敦颐每为官一地都将办教育、兴师道作为治县治州之本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