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文

　　在所任教的大学里，周文喜欢把“忒修斯之船”当作开启新学期第一堂课的钥匙。忒修斯远航克里特岛，在米诺斯迷宫中杀死了为祸雅典的牛头怪米诺陶，随后这艘船被献祭给阿波罗。为使它永世长存，每当一块船板被蚀蛀，人们就用同样材质、同样形状的新船板来替换。这个问题牵系起的是周文对人的一种思索和类比：“我们不断在新陈代谢，思想也在不断变化，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吗?”

　　构成“周文”的一条条船板在被更换。少年时期，因为大量文学经典和西方哲学的灌溉，她的写作喷薄，“乱七八糟写了三年，在十六岁时拿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奖。少年得志，难免自我膨胀，错把空洞、虚浮的学生腔当作自己的“新奇风格”;把模仿痕迹极重的、胡编乱造的故事当成自己的“独特创造”，并且沉溺其中数年。因为读书学业负担极重，她封印写作的那条船板，中途停笔了五六年。直到最近几年，这条船板才被重新记起，并且改撤了新件。

　　《你有没有读过<奥德赛>》是周文作为《西湖》杂志第八期新锐呈上的作品，告别了空洞、虚浮的模仿，她的小说走入了成熟之境，虽然没有什么叙事套路，但小说里表达了她对“奥德赛的还乡母题在当下还有没有归宿”这个问题文学和哲学的双重思考。这自然也就显示了周文的一点特别，她的文学思索也是哲学化的，“作为Philos-SoPhia的广义哲学，和作为‘语言艺术’广义上的文学，在其起源之初似乎是天然地纠缠在一起的”，这是她努力的方向。

　　记者：在 《你有没有读过<奥德赛>》里《奥德赛》是小说叙述行进设置的一个道具，更是一种意义指向：奥德修斯的归乡之途与芳芳和“我”的回乡，《奥德赛》 呈现了一种文学母题———归程的路途。为什么是《奥德赛》? 小说里设计它作为主旨道具，显然是有意为之。

　　周文：作为西方文学的奠基石之一，《奥德赛》使“还乡”上升为和“死亡”、“爱情”并置的母题，并启迪了包括乔伊斯在内的大批后世作家，可以说，奥德修斯的航程，承载着人类最壮阔瑰丽的想象和最深层的愿望，正如卡尔维诺所指出的，它是“所有航程的神话”。

　　在我看来，这种“航程”可能是空间性的，也可能是时间性的;可能指向外在的建功立业，也可能指向内心的孤独探索。奥德修斯“在家-远行-回归”的闭环结构，暗合着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绝对精神”在经历两次自我扬弃之后回到自身，由此历程画出的圆满轨迹，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并展示了自身的完美。这似乎意味着，唯有经历一场远航，寡淡无味的人生才能升华为史诗，并且也唯有完成了最后的“回归”，之前艰辛痛苦的征程才能获得意义。

　　然而，强壮英俊、智勇双全又意志坚强的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毕竟是人类历史上少数的幸运儿，绝大多数投身于“奥德赛”式壮举的人，注定如奥德修斯那些影子般的随从，无声无息地葬身于“茫茫大海”。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奥德赛》的母题和结构之下，试图提出一个“反奥德赛”的问题：如果没有奥德修斯生理和社会身份上的双重优势，“奥德赛”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那段艰难航程永远没有归宿，我们又凭借什么安放自己的人生?

　　记者：故乡，在很多作品里是精神安宁的代表，但芳芳早就意识到它并不能使她安静，正如她所说，奥德修斯回归的尽头有王国和忠诚的爱人，而她和“我”归乡的尽头则是一片乱相，甚至“我们”其实都不想回去。为什么如此理解“故乡”?

　　周文：小说中没有用“故乡”这个词，而是用了“老家”。川渝一带的方言中，“老家”兼有“籍贯”、“出生地”和“故乡”三种含义。今天的很多人虽然有“老家”，却早已失去了“故乡”，因为“故乡”不像“籍贯”或“出生地”，只具备地域上的意义，而更指向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与情感上的归属。

　　记者：小说最主要的议题在芳芳和“我”的对话里展开，安于黑暗还是仰望星空。这里似乎揭示了一个问题：人能否挣脱庸常生活? 而彼岸究竟是什么?

　　周文：小说中的表姐芳芳无法安于庸常生活，但她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具有圆满自足的精神世界并甘之如饴的仰望者，至少在从校园过渡到社会的那个阶段，她是迷茫的，有很多复杂的、自相矛盾的欲望在心底涌动。在这部小说的姊妹篇《星光》里，我让她明确说出自己“搞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事实上，在缺乏安身立命的本钱时，她也根本没条件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只能被人潮推来搡去，可在小说结尾绊了她一个踉跄的“装满书的箱子”，偏又如同一块压舱石，使她无法完全随波逐流。

　　记者：小说里芳芳的追求甚至痛苦于“我”而言几乎可笑。这在当下的社会现实里并不鲜见，所谓精神追求、精神安放是许多人不再关心的话题，但在文学里却一遍遍阐释、注解，你这篇小说即是典例。

　　周文：文中的叙事者“我”———浩然。这大概也是典型的一类年轻人，这类年轻人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他们是相对富裕、稳定的社会条件和“娱乐至死”的文化工业催生的产物。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冒险精神早已被消耗在了网络游戏、好莱坞电影、玄幻小说和浮光掠影的性爱中，根本没机会察觉自身的处境，更遑论献身于一场旷日持久、孓然独行的“奥德赛”。

　　记者：如何具有自己的独特表达和创见，是小说写作者需要探索的。可以发现你的叙述并不复杂，开头与结尾呼应牵起直线叙述的两端，没有什么叙事圈套。许多年轻写作者热衷“展技”，你却平和得多。

　　周文：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对作品中眼花缭乱的技巧从惊叹到崇拜再到模仿是个相当自然的过程。然而，对社会生活和文学本身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后，回头反观自己当初所崇拜和模仿的作品，就会发现它们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形式和技巧上的创新，事实上，这些新颖的文本，恰恰是因为旧有的叙事形式难以承载社会生活与个体感受的新变化而自然生发出来的，它们是“骨相”与“皮相”浑然和谐的整体，并且是“骨相”决定了“皮相”，自己当年的模仿，更多是一种“见皮不见骨”。

　　记者：不难发现，哲学思辨在你的写作中有很深的印记，这与你的专业相关。你的哲学思考和文学写作间有关联么?如果有，你如何处理两者关系?

　　周文：从本科到博士，我跨了“英语”、“中西比较诗学”、“外国哲学”三个不同的学科，看似杂乱无章的轨迹，实则有着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内在逻辑。兼具“理论研习者”和“文学创作者”双重身份，我也一直在思考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作品中相遇、交融、碰撞出精彩火花的可能性。

　　研习哲学确实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它使得我在捕捉每一个现象、体察每一种情绪时，除了试图准确展现“是什么”之外，还要努力解释“为什么”，即使对“为什么”的回答往往隐藏在文本后面。在现阶段，我还无法“从心所欲不逾矩”地完美融合两者，为了避免将小说写成理论“注脚”的危险，我会尽量选择自己熟悉的人物和题材和现实主义的手法，而不是去筑造“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