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名看，阿袁的《上邪》是指向爱情的——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在这首汉乐府民歌中，这位不知名的女子面对上天发出了斩钉截铁的誓言。然而，直到读完阿袁的小说，我们才醒悟，阿袁的《上邪》与其说是关乎爱情，不如说是反爱情的，是写爱情之不可能与对人的毁灭。且慢，真的是爱情吗？

　　在孟渔和朱茱的故事中，中文系老师孟渔爱上了朱茱，看上去是为那一抹红唇所蛊惑。两瓣红唇，“真如三月初开的桃花花瓣”。然而，桃花并未让孟渔赋诗以言之，而是直奔主题，具体而微地感受身体的反应。姬元和汤弥生的故事，几乎是如出一辙。当汤弥生在客厅见到妻子的客人，也是他的同事姬元时，态度并不热情。可是，某一天，当他在他喜欢的没有开花的樟树下走过且身心都很愉悦的时候，看到了一对恋人，一对似乎有着“更过分的行为”的恋人，汤弥生就像被点着了火。当他遇到了姬元，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第三个故事，孟渔和姬元，两个在爱情中如火如荼而又瞬间凉了下来的人，不约而同地逃到了异地，两两相对，只有“食”，没有“色”，他们自己感觉就像孤魂野鬼，早已不在人间。

　　这三个故事揭示的是同一个主题，即关于情欲的想象。情欲蓬蓬勃如野草，难以遏制。对于小说中描写的人物来说，尽管他们被预设为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似乎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处理自己的情欲。面对汹涌而来的情欲，他们几乎毫无抵抗之力，只能缴械投降，屈服于情欲本身，以及情欲过后所留下的一片荒凉。

　　关于情欲的书写自有其渊源。上个世纪90年代，作家卫慧、棉棉举着身体大旗杀将出来，一时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随之销声匿迹。卫慧、棉棉们是在重新发现身体的时代书写身体，倘若她们不是很快为消费主义所收编，倘若她们更耐心、更沉着也更深入一些，对身体的书写本应成为最有力量的文学事件。时隔多年之后，与阿袁同时写身体的还有鲁敏。鲁敏所书写的荷尔蒙不是鲜活的、欢愉的，她不挑动你的感官，更不让你真的无条件承认身体的胜利，相反，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带着几分冷感，像一泊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翻江倒海的水域。如果仅仅停留在情欲本身，大约是不那么高级的吧，哪怕是情欲，也须得同社会角力，同整个时代构成某种紧张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时代，身体、情欲已不再是被压抑的对象， 放纵对情欲的想象与书写，固然是在时代的河面上顺水而行，但过于随波逐流，也会被时代的潮水淹没。

　　当然，阿袁书写的不仅仅是情欲，还有许多更为复杂幽微的瞬间。还是在孟渔和朱茱的故事里，孟渔固然是被朱茱的美貌所吸引，但他也是被和沈一鸣在一起的那个朱茱所吸引的。沈一鸣所具有的蔚然深秀的品质，包括他所创造的优裕的生活，都增添了朱茱不可言说的魅力。因此你可以把它看做是男人与男人之间透过一个女人的打量。可以为之佐证的是，当朱茱像一棵植物一样从沈一鸣的土壤里拔出来，被移植到一个逼仄的小环境中时，在孟渔眼里，朱茱就迅速枯萎了。什么是人性？这就是人性。阿袁对人性之幽深洞若观火，一针见血。再比如，在这部小说中，婚外情都毫无例外地败北了，所谓的知识分子都输给了并无太多学历和文化的“正室”。这并不是道德的胜利，也不是婚姻的胜利。所谓“春秋无义战”，如果一定要定义，勉强可以说，从市井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心机简直就是核武器，具有一级杀伤力。比如，孟渔老婆的策略是，在加倍对孟渔好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将沈一鸣拉到战局中来，她深知，惯于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一遇到现实的南墙一定会落荒而逃。她果然以这种方式捍卫了婚姻。汤弥生的老婆小喻就更高明了。她默许了三人行的局面，但充分利用了他们的道德负疚感，刻意在三人关系中无限践踏姬元的尊严。她也知道，作为知识分子的姬元必然不堪忍受。在这些三人格局中，每个人都既可怜又可恨。什么是世情？这就是世情。只是，让人遗憾的，阿袁写的是高校里的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并未参与到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去，只是一袭华美的袍，以修辞的形式覆盖在小说的表面。他们的知识并未让他们高出一般人，文学素养也并未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人，更好地处理人生问题。人，是否可以不那么一败涂地？在与生活的搏斗中是否有挺住了的一个瞬间呢？或者，这样的瞬间所绽放出来的光亮特别值得小说记录下来。

　　显然，阿袁的小说都是“世情书”的路子，就像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的那样，“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上邪》是一个欲望和市井的世界，与“情”字无关。阿袁的小说写至此，该是有些言尽意穷了，或许，她当从这一看似风雅实则狭小的小世界里走出来，去描绘更多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