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孤陋寡闻，虽我也忝列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之列，第一次知道《中国橡胶的红色记记》这本书却还是到了2014年，那是2014年在河南鲁山召开的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年会上，何建明、李炳银、张胜友等诸位老师都谈到这本书，并为这本书与鲁奖失之交臂而遗憾。以后又多次听到关于这本书的议论。我终于果断地从网上淘了一本来看。

　　没想到一看，果然就放不下了。读着读着，我感到就像穿越到了中国的五十年代末，湖南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踊跃报名去支边的情景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让我热血沸腾。湖南支边人在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经历着今天难以想像的贫困，猛兽的威胁，老鼠、蚂蝗、蛇、蚂蚁的侵害，还要忍受难耐的饥饿，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与天斗、与地斗、与野兽斗，当然他们也有困惑、有痛苦、有抱怨、甚至也有“逃跑”，但他们的主流是坚持，是奋斗，是为了中国的橡胶事业去奉献、去牺牲。他们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是毛主席的家乡人!”“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种橡胶”。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矛盾，只要有这一句话就可以迎刃而解、遇难呈祥。

　　不容置疑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英雄的时代，毛泽东这个顶天立地、伟大的民族英雄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的新生活。有伟大的英雄自然就有人民赤诚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让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记》就是真实地再现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人们单纯到只有国家的利益，领袖的号召、国家的利益就是他们的生命，就是他们前行的方向和动力。

　　那么，橡胶，就这么重要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橡胶，就相当于我们的“两弹一星”。没有橡胶，是万万不可能造出两弹一星的。可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全面禁橡胶，他们想把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所以，50年代初橡胶比黄金还贵。而中国即使在海南，也不属于橡胶的传统种植区。帝国主义认为中国种不出橡胶，刚这一项，就可以困死中国。没有橡胶就造不出核武，就没有汽车、火车，就有近一半的日常用品造不出来。没有橡胶，新生的中国无法相象如何往下走。所以，新中国的橡胶比黄金还贵。一些爱国华侨为了把橡胶种子带到海南，冒着生命危险。演绎了许多传奇。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中国自己种橡胶。这是多么伟大的决定，多么伟大的号召。从1959年到今天，三代种胶上创造了人间奇迹：中国已成为世界产胶大国，而且亩产最高。连法国的米其轮轮胎也从中国进口橡胶。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段历史，可是泱泱大国，作家无数，却没有一个作家写过这一段伟大的历史。中国的种胶史，是应该与“两弹一星”一样大书特书，也是应该拍成电影电电视剧广为传播的。我认为，这样的作品，是完全应该列入中小学和大学的推荐书目的。

　　薛媛媛应该算是一个有担当有情怀的作家。在写作《中国橡胶的红色记记》这部书之前，她是一位专业作家，有车有别墅，做着贵族式的写作。然而，当她遇到这个题材之后，她就走出象牙塔，只身独闯西南边陲，先后三年累计做了七个多月的采访，沿着澜沧江、依洛瓦底江、红河，跋涉数千公里，对19个农场、34分场、80多个生产队进行实地采访。车子过不去，陪同的人都劝她别走了，她去坚持要步行去采访。采访中，她上百次落泪，她为植胶的精神感动，为他们的遭遇打动，为他们的牺牲和成功感动。在这个贵族式作家的弱小躯体里，蕴藏着如此水的柔肠、钢铁般的意志、勇士般的气量。

　　与一个伟大的题材相遇，其前提是作家必须有相应的情怀。薛媛媛是在电信局排队交话费时，听到两个人交谈，一个叫刘老师的说清明回乡看望叔公了，叔公50多年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云南支边种橡胶”，这个清明节，叔公第一次回乡祭祖，他们是1000多结伴回乡祭祖，都是七十八岁的老人，由儿子搀扶回来。这的偶尔的听说触发了写作灵感。薛媛媛认为这是她的幸运，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种幸运。其实，我想很多作家应该都听说过这样的事，遇到过这个题材，只是擦肩而过了。而她却因此激动，突发灵感。应该说这是一种缘份，更是一种情怀的被触动。

　　然而，走出象牙塔采访并非易事。当她第一次怀惴长沙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来到醴陵市委宣传部时，却遇到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干部近乎冷漠的对待，根本不提供任何采访帮助。她只好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去寻找采访对象。当她怀揣着湖南省委宣传部的介绍信到达昆明，去云南省委宣传部开绍信时，为一纸介绍信就等了一天时间。

　　要知道，她所有的采访部是自费。没有一种强列的情怀，没有一种伟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没有大无畏的担当精神，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薛媛媛本来是一个非常“文学”的作家，但在这本书里，可以见得出，她几乎摒弃了她早已运用娴熟的文学手法，更多的是赤诚地直陈其事。我想，如果真的“文学”起来，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写成一个长篇巨制。只有原始地、朴拙的直陈其事，才能让这本书容纳更多的干货，才能更直接地与读者交流。这也是作家的心灵受到巨大感动之后，自觉不自觉地对文学手段的一种本能的远离，因为每一件事情的本身已够感动，何须去“文学”?自古以来，感天动地的文章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等都是直抒胸臆的名篇，它们的留传并非靠的文学手法，而是文中蕴含的赤诚的真情，触动的是人的灵魂深处。《中国橡胶的红色记记》与此有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一点也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