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向来是文学界“阅兵点将”的时节。各类佳作盘点、好书排行榜纷至沓来。文学作品的梳理、创作动向的评析不仅惠及读者，更为文学伴随时代发展的新气象勾勒了反思与展望的图谱。

　　能够代表文学整体质量与作家水平的长篇小说是每年文坛关注的焦点，2017年的长篇小说题材繁多而丰富。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孙惠芬的《寻找张展》、梁鸿的《梁光正的光》等在时代与个体的缝隙中展开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陆天明的《幸存者》、赵本夫的《天漏邑》、李亚的《花好月圆》、陶纯的《浪漫沧桑》等从历史深处沉静回望；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芳华》、范稳的《重庆之眼》、徐贵祥的《对阵》等在战争题材的书写继承与创新。李佩甫的《平原客》、乔叶的《藏珠记》、徐则臣的《王城如海》、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等将笔触向城市社会的纵深中掘进。

　　各类主题的长篇小说涉及了生活与时代的方方面面，但创作数量的上升与故事的丰富是否真正代表长篇小说的繁荣？各类榜单评选结果的背后又透露出怎样的讯号？正如好的文学需要揭示而不是表现，长篇小说作为时代的文学号角，不能满足于创作势头的强劲，更需要透过作品一探时代与生存的究竟。

　　长篇小说的定义已经改变？

　　现实题材创作不等同于简单书写现实

　　近年来长篇小说出版数量大幅上涨，从十年前的年均千部到近两年的年均上万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表示，某种意义上阅读长篇小说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则直言：“长篇小说的定义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场面宏阔的文学创作，它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慢’字。有的长篇小说需要写十几年或几十年，太快的话难免会有粗制滥造的嫌疑。但现在一个作家一年能够写一部甚至几部长篇，受到赞扬，成为常态。”长篇小说创作频率的加快必定意味着存在大量可供作家言说的素材，在时代的馈赠下，作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灵感捕捉生活，讲述中国故事。正如雷达所言：“当下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种潮流，就是同步于现实，加强对现实题材的反映，表现出来的就是长篇小说创作全面提速，有的篇幅缩短，有的生产时间缩短，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然而加强对现实题材的反映是否等同于简单书写现实？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说：“现在提倡现实主义创作，但不能把现实主义简化为现实题材，并非抓住一个好题材文学价值就先天富有了。处理现实经验很容易，真正上升到现实主义文学是有难度的。无论何种题材的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永远是第一位。作家的思想能力、艺术品味、审美情怀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必要元素，当代作家仍然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大环境所提供的文学滋养已有别于历史传统，单一并固有的价值取向被多元化解构，个体话语与群体共识间不断发生着碰撞，一条条奔涌翻腾的河流汇聚成了时代的波澜壮阔。作家不再愁于没有故事挖掘，相反看似平淡的日常早已提供了丰沛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从现实中敏感地嗅到文学气息似乎是这个时代作家的天然使命。作家石一枫坦言：“既然身在这个国家，那就完成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文学任务，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可能它就是如此。”长篇小说倾向于现实题材书写，作家们不仅要讲好故事，更要通过故事追溯源头的深刻与复杂，揭示世相百态下的精神困境。白烨表示，对现实题材的选择内含了怎样去认识和处理现实，怎样去阅读和读懂时代。这些问题还需要联系创作实际认真思考，结合具体作品深入探究。

　　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进入生活

　　文学要有穿透力和预见性

　　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活跃，繁杂的碎片化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层出不穷的新闻报道、社会事件、大众舆论也不免成为作家笔下新鲜而热乎的创作素材，媒体日益深入地介入文学创作，跟一些随新闻热点的作品也为因此受到诟病。在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上，不少评论家都认为文学题材与社会新闻的关系是当前创作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说：“许多作家在新闻事件中追赶社会热点，好一些的将新闻事件展开，以文学的方式去挖掘人物心灵的成长过程，表现人性的冲突与撕裂，以此来靠近和展现所处的时代。而有的只是罗列事件，成为时代表层肤浅的记录者。”

　　此前有读者反映，当下中国长篇小说不似传统作品那般厚重与沉实，给人的阅读体验流于表面，空虚、浅显。白烨认为，这是因为作家在对现实的取材中会有“一手”现实与“二手”现实的区别。“一手”现实是切身的生活感受，“二手”现实则来源于社会轶闻。“二手”现实本身并不属于直接的生活积累，使用它进行文学创作导致作家不能真切的投入情感，再加上手法与技巧不够娴熟，文学价值的折损成为必然。白烨感慨道：“赵树理为了写好小说，每年拿出半年时间深入生活。柳青写作《创业史》，在皇甫村一扎就是14年。这样得来的生活感受是亲历性的，作品自然而生动。与他们相比，我们的一些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以生活旁观者的角色在对待和书写现实，这也是一些作品底气不足、生气不够的重要原因。”

　　当下长篇小说看似持续繁荣的盛况下，有多少作品能真正做到不只是注解情节与人物，而是用扎实的文学功底营造出生活的大气象，直面时代的灵魂，撞击读者的内心呢？韩春燕指出，文学对现实应具有穿透力，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后看到本质性的东西，文学要有这样的能力和预见性。

　　“70后”作家受益于特殊成长时期

　　作品质量更具上升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向来以中短篇见长的“70后”作家在长篇创作上越发坚实起来，不断有佳作涌现。石一枫的《心灵外史》、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哲贵的《猛虎图》、卢一萍的《白山》都是2017年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评论家贺绍俊认为，“70后”这一群体恰好成长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是挑战也是机遇。他说：“作为夹缝中艰难成长起来的过渡一代，他们能够把两个不同文化样态的时代特征较好地融合起来，比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70后”作家具有旺盛的创作活力，叙事技巧与文学功力不断进步，作品也凸显了个体对社会的思索，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第十四届《当代》长篇小说论坛上，《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指出，一些作品存在文本架构与人物设置的缺陷，比如不同的人物形象与行为模式过于相似、故事发展脉络不清晰、情节推进回避重要线索等等。张定浩说：“小说家都力图写出现实的复杂，但写出复杂性的同时他们往往不自觉的走向各种各样的简单，很多时候文本的推进是出于小说家的要求而不是出于人物自然的要求。”杨庆祥更直言，需要追问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应该是通过书写来拆解流行的意识形态或者流行的无意识结构，产生新的结构、新的意识和新的人，而不是顺从已经存在的结构进行简单地模写，这样最终会陷入到媚俗。

　　其实不只“70后”，任何作家对于文学都有着执着与探寻的过程。作家梁鸿表示，文学写作是一种慢慢打开的过程，自己对写作始终存有敬畏之心。她说：“无论何种文体，当你真的去面对一个场景，面对一种人生的时候，推动你的是你最初的那种愿望。我也看到文本里面很多缺点，但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开始，我希望能够重新接续到18岁看到那片天空时的感动。”

　　读者希望能在长篇小说中洞悉社会的足音、体察人性的善恶。繁荣多彩的新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宏大的叙事主题，长篇小说如何逐步走向广阔的未来，作家需要善意而中肯的批评，也需要敢于开创与尝试的勇气。评论家孟繁华对于长篇小说有着“试错”的宽容，他说：“要鼓励作家敢于书写当下生活。现实生活的处理对写作的难度的确很大，没有距离感就没有长时间的观察和酝酿，但好处是当下所有的局限都会在小说里表达出来，这样的矛盾为作家以及文学本身都提出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