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拓晓堂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

　　该书作者作为拍卖现场的亲历者，用20余万字，百余幅彩图，勾勒了古籍拍卖在中国20年来走过的道路，也为古籍爱好者、收藏者以及投资者回望历史，鉴古知今，启迪未来。

　　该书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中西古籍收藏以及拍卖的历史；第二部分则从嘉德20年来个别重要拍品、专场拍卖、海外回流以及大宗转让等多个角度讲述了拍卖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作者本人几十年来所积累的学问、经验等构成了书中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写给买家和卖家的成功金律。

隋人书《出师颂》

　　慧眼识珠，《出师颂》横空出世

　　隋人书《出师颂》，这件作品不具书写人名，但是流传有序，盛名在外。唐时曾由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收藏。后又过唐邵王李约、唐中书侍郎王涯及书法家钟绍京之手。宋朝绍兴年间，宋高宗将它收入宫廷。著名书法大家米友仁审定为“隋人书”，元代大儒张达善在此作品上留有长跋，对小米的鉴定颇有微词，并最早认为是晋人索靖作品。时至明代，大收藏家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又将它带回家中妥善保管，著录于王世贞《弇州山人集》。入清后为安仪周收藏，著录于所著《墨缘汇观》。乾隆时期已入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并收入《御制三希堂法帖》，刻帖流传。

　　1922年底，《出师颂》被溥仪携带出宫，带至伪满洲国。1945年随着伪满洲国垮台而散落民间，从此《出师颂》就不知去向了。徐邦达先生曾经做过考证，他在1987年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把它列入“隋无名氏”书法，文中注明：目前“下落不明”。启功先生也曾见照片，在其《论书绝句》中也审定为隋人书。杨仁恺先生在其《国宝沉浮录》一书中提及，也不知此件下落。事实上，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出师颂》已经断裂为二，前面的“晋墨”两个字和正文为一段，后面的元代题跋为一段，究系何因所致，今已不得而知了。最为传奇的是，嘉德古籍竟然如此好运，先后从社会征集到已经断裂的两段《出师颂》文字，并使之合璧，传为一段佳话。

　　1997年，嘉德拍卖公司到天津公开征集拍品。我随同公司同仁一道前往。在外出赴约看拍品之后，返回征集办公室，一眼就看见办公桌上摊着一张打开的书法卷子，从纸张和字迹透露出来的信息，立刻感到可能碰到重要的东西了，于是就情不自禁地随口问道：“这是哪位先生的东西？”这时靠窗站着的一位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小伙子答道： “是我的。”并立刻反问：“您是拓先生吧？”小伙子接着说道：“这东西已经请你们公司的人看过了，他们让您回来再看一看。”于是我仔细地审视这段书法文字及其内容、印款，翻来覆去地看其装裱。这是一段残卷，无头无尾，无年款，但经过粗略鉴定之后，心里已经基本确定：第一，这段书法书写的年代至少在宋元之间；第二，其内容是两段跋文，一段作者佚名，一段作者为张达善，均为关于《出师颂》的跋文；第三，从精细的装裱和残了一半的印记，可以看出，应该是“宫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件“开门”的重量级文物。

　　询问客人此物的来历时，他回答道：他是当地一家外企公司的雇员，他们老板喜好古玩收藏。有一次陪老板在古玩市场闲逛时，一位老人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看小伙子像个文化人，有点东西不知您喜欢不喜欢？”于是老人从包中取出此书法卷，客人看是件旧东西，于是没有商量，便花了3000元人民币买下了这段书法卷子。客人买到此卷之后，将此卷拿到当地最大的文物店请老师傅鉴定和估价，结果文物店不收这东西，大失所望的客人悻悻地离开。他看到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征集拍品的广告后，特意想请嘉德公司的专家来鉴定一下。我又询问客人到底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能否给出拍卖底价，对方一概不知。于是我在资料背景并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开出了3万元的底价。此客人有点慌神了，事情总是这样，拍卖的底价给高了，也会惊了客人，反而谈不成了，因为客人完全不懂，所以到底是什么价位完全没了底。客人要求是否可以先拿回去与家人商量一下再说。于是双方谈好：嘉德古籍方面先回北京查阅这卷子的相关资料，客人也将原物带回，与家人商议价格，再行联系。

　　回到北京后，因为有宫装的线索，立即查阅有关资料，很快就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查到这段卷子的资料，是隋人书《出师颂》后面的元代大儒张达善的题跋。对于这个查阅的结果，令人兴奋得很难用语言表达。后来，客人将这段残卷送到北京，嘉德古籍如获至宝，立刻编入了中国嘉德1997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图录。

　　这件拍品的底价为3万元，可是这远未反映出此件文物的价值，于是在估价之时，直接将参考估价提高到250000—300000元，以便引起收藏界的关注和对此件拍品真正价值的了解。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嘉德拍卖公司向收藏界如何解释它的重要性，如何介绍它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这毕竟是段残卷，最后在拍卖场上仅以46200元成交。

　　完璧归赵，《出师颂》回归故宫

　　无巧不成书，时间过去六年之后，在2003年嘉德征集拍品的过程中，《出师颂》的前半段神奇地出现了。这一段上有隋人书《出师颂》、乾隆皇帝的御笔、大书法家米友仁的题跋。拿到《出师颂》原件后，嘉德古籍随即展开了必要的一系列工作程序，首先就是鉴定。

　　关于《出师颂》原件的鉴定，当时的报道说故宫和嘉德没有鉴定的过程，纯属想象中的臆造，不是事实。嘉德自成立以来，所有的文物书画瓷器之类，都要经过国家顶级文物专家的鉴定，而且在文物鉴定时，采取所有老专家背靠背的鉴定方法，老先生不见面，可以直言意见，无须看情面。鉴定结果实行一票否定原则，只要有一位老先生有不同意见，绝不上拍卖。此件也是如此，嘉德古籍鉴定认为这件东西是当年从伪皇宫散出之物，确系《石渠宝笈续编》所记载的原件，东西肯定没有错，是故宫乾隆旧藏。但是，这件作品，关于作者及其年代自宋以来就有分歧。这件作品原件已经80多年没有显过山、露过水，当代的文物书画鉴定专家，没有一人在此之前见到过此原件，大多是依据早年出版的影印照片说事。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都是如此。因此，将原件送上鉴定，请老先生过目，一则是了解老先生看了原件后的意见，二则是请老先生对外施加影响，做点宣传。

　　最先是傅熹年先生鉴定。《出师颂》作品原件送到傅先生府上，鉴定结果大致有三条：第一，此件确系乾隆《石渠宝笈续编》所著录的原件；第二，从避讳字看应当是唐以前的作品，鉴于以往关于此件作者和年代的争议，可以先搁置一边；第三，引首的“晋墨”二字是后人增加，特别指出所书写的纸张上有画龙，宋代的龙应该为三爪，而此件为五爪，且宋代画龙，为马面龙，即龙头像马头，而此件非马面龙，应系明代补入。傅先生看后认为这些都不妨碍这件作品的年代，特别是确系原来故宫之物，上拍卖没有问题。

　　傅先生看过之后，《出师颂》原件又送朱家溍先生处。当时朱先生已经身患癌症， 住在北海附近的解放军306医院，但是原件送到后，恰逢一帮戏剧票友正在医院看望朱先生，朱先生的女儿朱传荣说只好改日再看。因此，朱先生这次未看到原件，后来在故宫组织的专家鉴定会上，朱先生才看到了原件。

　　启功先生的鉴定更有意思，那时“非典”闹得京城里四处隔离，防止交叉感染。启功先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里面，非本校的教职员工一律不准入内，嘉德书画主管胡妍妍去见启功先生，无奈不能入内，只好约在铁栏外。启功先生问，是白纸本，还是黑纸本。胡小姐答，是白纸本。启功先生说，那就是对的。因此，这次拜访启功先生也未看到原件。启功先生也是在后来故宫组织的鉴定会上，与朱家溍先生等一同看到了原件。

　　《出师颂》作品原件，也曾专门送到上海。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提出要看原件，为此嘉德古籍部门专程赴上海，将原件送到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钟银兰先生、单国霖先生等在上博过手鉴定原件。

　　在故宫博物院得知嘉德古籍征集到《出师颂》原件之后，对此件文物极有收购的兴趣。在拍卖之前，故宫博物院于漱芳斋正式召集了一次文物专家的鉴定会，嘉德公司将《出师颂》原件送到故宫。参加这次鉴定会的专家有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徐邦达先生、傅熹年先生、杨新先生、单国强先生等。专家们通过对原迹的仔细观察，一致认为，隋贤书《出师颂》确实是溥仪从宫中盗走之后散落在民间的那件。

　　按照正常的拍卖程序，7月9日，嘉德的2003年春季拍卖会预展即将开始。就在拍卖预展开始前一天，7月8日，北京市文物局的正式行文送达嘉德拍卖公司，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之规定，向嘉德公司下达了“关于指定故宫博物院优先购买《出师颂》帖的通知”，指定故宫博物院为该拍品的优先购买单位。经过协商，并征得该作品委托人的同意后，故宫博物院动用该院文物征集专项资金2200万元予以收购收藏。这件饱经沧桑，在流落民间不知去向整整80年之后，又回到了故宫，成为一段传奇。

　　截止到2013年9月， 在故宫的这幅《出师颂》还不完整，仅是前面的正文部分， 而后面的题跋部分仍在私人收藏家手里。是年中，我受中国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先生委托，前往上海找到《出师颂》后面题跋部分的收藏者红树白云楼主人陆牧滔先生，转达陈东升先生的倡议，将《出师颂》后面题跋部分捐赠给故宫，使它与正文部分完璧，给国家收藏。经过磋商，最后由中国嘉德出资50%， 总估价为3000万元，双方共同将此件重要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陆牧滔先生响应了陈东升先生的提议，借嘉德拍卖成立20年之际，做成了这件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