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的历史始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世的都是长篇小说。冯梦龙“三言”的问世打破了这一格局，他还在《古今小说》封面上作“识语”为短篇小说宣传：“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短篇小说创作就此步入繁盛，从明天启年间到清雍正朝，作品总数已达六百余篇，较优秀者也不在少数。然在随后百余年里，短篇小说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等到光绪末年才重新现身。

　　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创刊。在梁启超主办的前七期里，只刊载过《俄皇宫中之人鬼》《毒药案》《白丝线记》三篇短篇翻译小说与文言小说《唐生》，自创通俗短篇小说则是一篇也无；该刊向社会征稿，也明确要求“章回小说在十数回以上”，短篇小说显然未入其眼界。稍后创刊的《绣像小说》共出版七十二期，同样也不刊载自创的短篇小说。直到日报刊载小说成为流行现象，通俗短篇小说才重新受到人们关注。

　　日报刊载小说始于《申报》，它在同治十一年（1872）创刊伊始就接连刊载三篇翻译小说，随后又紧急刹车。报载小说是全新的传播方式，它的猛然出现，一时无法与中国读者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相融合，更何况刊载外来的翻译小说。《沪报》是刊载小说的第二家日报，它在光绪八年（1882）创刊后三周，就开始连载《野叟曝言》，一直持续了两年半。当时这部作品售价每部六元，《沪报》是每日随报附送不收分文，且以书版格式刊印，便于读者自行装订成册。小说连载以来，“购者踵趾相接”，其原因就在于选择了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消除了读者对新传播方式的抵触心理。此后，沪报又连载了《七侠五义》《蜃楼外史》等作品，都受到读者欢迎。

　　大众接受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但此时中国近代新闻业刚起步不久，直到戊戌变法后，日报才渐多，而办报者发现“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后，报载小说便开始成为普遍现象。起初，各家都连载长篇小说，既有大众习惯阅读的本土创作，又有一些翻译小说。这么多家日报以及刊物都要刊载小说，创作或翻译者毕竟有限，一时间稿源便成了大问题。大家习惯的长篇连载也出现了麻烦。得益于印刷业近代化改造，小说单行本的出版快捷且价格较低廉，早年《沪报》连载有单行本的做法已不可复制。报社的应对策略是约定几个名家供稿，而作者有限且又诸事缠身，艰于腾挪，这便导致了写一段，报纸第二日登一段的模式逐渐形成。但作者的供稿常因生病或外出一类事断档，暂停时间久了或发生频率太频繁，甚至连载中断后再也不见下文，这些都会招致读者不满，从而影响报纸销路。如果有批短篇小说在手，连载暂停时便可顶替，或者干脆以短篇为主，长篇连载辅之，那么读者的不满多少可得到化解。也就是说，因形势逼迫，短篇小说将应时而生。

　　一个偶然事件使设想付诸实践。《时报》自创刊就连载陈景韩翻译的《伯爵与美人》，他东赴日本，临行前多翻译了一批供自己外出时连载。可是他走后，《伯爵与美人》的未刊稿居然找不到了，作品连载暂停了三个月。其间，陈景韩从日本寄来短篇小说《马贼》以救急，《时报》又接连刊载了《中间人》《张天师》等短篇小说，填补连载暂停时的空白。由于读者习惯的是长篇小说连载，《时报》刊载《马贼》时特地刊载广告解释，“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读者不必见怪，那篇小说篇幅虽短，却同样“立意深远，用笔宛曲，读之甚有趣味”。该报继而进一步向社会征集这类稿件：“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投稿本馆，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自此，《时报》开启了向社会征集短篇小说的序幕。

　　《时报》向社会征稿，特别是征集短篇小说的举措便引起连锁反应。当时的很多报纸先后加入了向社会征集小说稿件的行列。可能《笑林报》稿件短缺的危机尤甚，心情也更迫切，竟在一周内两次刊载征文启事，第一次明确地“征短篇小说”，第二次则说“本馆征求时事、言情及各种小说”；《天铎报》开列的征集范围是：“种类：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短篇小说”，同时还要求“文俗夹写，毋取高深”，以适应大众的阅读。

　　同治年间《申报》向社会征集诗文时，以“概不取其刻资”即不收版面费为鼓励，此时应征者多而版面有限。光绪末年报纸是为开掘小说稿源而征文，这就须得给予相应的报酬，否则应征者寡，小说刊载断档，报纸销量会受影响。对报社来说，这个观念的转变有点痛苦，不少报纸征文时对报酬都含糊其辞：或含糊地许诺“相当之酬报”，或笼统说“润笔从丰”，或表示“本馆决不惜厚资也”。说得都很慷慨，但谁都闹不清“酬”与“劳”如何对应。有的报纸则表示愿意和应征者一起商定，“每千字需酬金若干，并请开示，以便商议”。《时报》的态度倒是明确，每篇短篇小说“赠洋三元至六元”，《天铎报》按千字论价，分为二元、一元半与一元三等。当时各报都急需稿源，激烈的市场竞争最后终于使稿酬制度化，从而为作者队伍的形成，为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繁荣在物质层面提供了保障。

　　一时间大批作品蜂拥而至，当时的人曾感叹道：“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不少人仓促上阵，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就总体而言当属平庸一类。有些作者往往是听到或看到些什么，就匆匆记录，稍作润饰便算完篇，作者对描写对象未作深入思索，批判也属表面化。创作时对于生活素材缺乏概括、提炼与捏合，也无谋篇布局的讲究，情节简单，人物形象只是粗线条的刻画。仓促动笔自然无法对事件作本质性开掘，只能是对现象的描绘与嘲讽，就连小说名家包天笑也承认“急就成篇，容有支离矛盾处”。这种创作现象的出现也容易理解，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大小事件层出不穷，变幻之节奏又急速，此时日报小说的创作既要跟上社会的快速变化，又得及时呼应读者的需求，往往只能拿出“急就章”。不过，这些作品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发声，易引起读者共鸣，各篇虽只叙述某一件事，而汇合众作品，则显示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众生相。其时短篇小说多刊载于日报，其读者众多，作品可有较大的传播面，而各地不少报刊在靠转载维持，它们所转载的，也大多是短篇小说。

　　日报小说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只有196种，普遍实行征文的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便蹿升至422种，宣统朝的三年里更一直保持在500种以上，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也开始面世，还得到了“其文辞简劲，其思想锐奇，若讽若嘲，可歌可泣，雅俗共赏，趣味横生，为小说界别开生面”的赞誉。小说名家也接受了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长篇享誉文坛的吴趼人，此时就接连撰写了多篇短篇小说刊载于报端。一向引领创作潮流的小说专刊也开始重视短篇小说，《小说林》就有意为短篇小说安排了相当篇幅，前后40篇作品中竟占了22篇；而出版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小说月报》，此时向社会征稿就特地声明：“本报各门，皆可投稿，短篇小说，尤所欢迎”，同时还允诺了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的较高稿酬标准。

　　当创作呈现如此态势时，可以说清中叶以来消失了百余年的短篇小说，至此实现了自己的复兴。

　　（作者：陈大康，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小说史论”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