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在万宁九里书屋分享会现场。

《东方神话》

《人间词话》

泰戈尔访华时期与徐志摩（右一）、林徽因（右二）等人合影。

　　近日，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王燕教授来到位于海南万宁华润石梅湾凤凰九里书屋，成为九里书屋第44位最美守望者，并以“辨别生活交际中的外来文化元素”主题作了一场文化分享会。

　　王燕教授对东方文学、印度文学颇有建树，已发表学术文章五十余篇。6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专访王燕，听他谈论有关东方文学“那些事”。

　　夏目漱石与文化融合

　　“夏目漱石认为写汉文诗能够让人解脱俗念、陶冶性情，到了生命进程的最后阶段，他把中国诗境当成理想崇尚向往。”

　　记者：您在讲座中提到“枕流漱石”这个典故与夏目漱石的渊源，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夏目漱石吗？

　　王燕：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鲁迅曾评价他“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明治时代之前日本人所受的启蒙教育基本上是中国式的。夏目漱石自幼受中国文化浸染，读汉籍习汉字，饱读各种汉籍，博通“左国史汉”（即《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尤其醉心于唐宋诗文，精通李、杜、白、苏，曾确定当汉学家为人生初志。

　　据其自述，“儿时诵唐宋数千言”，赋诗为文“雕琢而成”“冲口而发”“遂有意于以文立身”。虽然后来因时势变化而转换志向，顺应社会潮流改习英文，但从孩提启蒙便已形成的对于中国文化的仰慕认同却从未淡化，并通过他的汉诗汉文以及书法绘画创作显露出来。

　　溯本寻源，夏目漱石这位日本小说巨匠的文学生涯却是起步于汉诗文写作的。早在东大预科读书之时，他与后来成为俳句改革家的正冈子规彼此敬重，相互切磋，诗文赠答，书函往复。1889年秋，为应和子规的《七草集》，漱石写了汉文游纪《木屑录》并以 “漱石顽夫”署名，此可视为其正式笔名“夏目漱石”的初始来源。

　　“漱石”典故出自于晋代汉籍《世说新语》“排调二十五之第六”，说的是晋代名士孙楚想要退隐山林，告诉好友王济自己将要“头枕山石睡觉，口含溪流漱口”，一时口误错说成了“口漱山石头枕流水”。王济问他“水流怎么能枕，石头如何可漱？” 孙楚回答说“头枕溪流是想濯洗耳朵；口漱山石是为了磨砺牙齿。”夏目漱石取此文意作为创作发表时的笔名别号。

　　对汉诗汉文的爱好贯通了夏目漱石毕生，最密集时他竟在不足百日期间写出过75首汉文诗。晚年，他又痴迷于汉字书法和所谓的“南画”（即中国山水画），并饶有兴趣地为自己创作的美术作品写下数十首类似于五、七绝句的画意诗。

　　在这些诗中，作者像中国古时的文人骚客那样以“山人”“居士”自况，亦如中国古时的文人骚客一般雅好竹、兰、松、鹤，将这些洁雅高蹈的物像绘于画内、写入诗中。

　　画作无以通过文字再现，让我们欣赏他的两首题画汉诗：其一、“唐诗读罢倚阑干，午院沉沉缘意寒；借问春风何处有，石前幽竹石间兰。”（《题自画》）其二、“起卧乾坤一草亭，眼中唯有四山青；闲来放鹤长松下，又上虚堂读易经。”（《题〈闲来放鹤图〉》。

　　夏目漱石认为写汉文诗能够让人解脱俗念、陶冶性情。到了生命进程的最后阶段，他把中国诗境当成理想崇尚向往，汉文诗写作成了他整理心绪、净化精神的手段，以至有人评价说汉文诗是他“探索生命真谛的津梁航梯”。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可视为王国维凭借西方理论体系对传统批评样式加以革新的一种尝试。”

　　记者：从东西方文化融合角度，我们怎样看待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

　　王燕：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学者，他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均以西方哲学美学为经，以考证散论中国文学文本为纬，于中学西学间挹注彼此，见识深睿，“以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百万的后学”（郭沫若语）。

　　王国维的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是以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1905年，王国维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谈及《〈红楼梦〉评论》时，曾明确地说其立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

　　《人间词话》也同《〈红楼梦〉评论》一样，可视为王国维凭借西方理论体系对传统批评样式加以革新的一种尝试。他从叔本华那里借来理论观念，应用于批讲评论中国传统词作，将着眼点放在作品的审美评价上面，体现了智性、思辨和逻辑思维的特点。

　　《人间词话》的关键词是“境界”，定稿开篇即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其又将“境界”分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且“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王国维论词最具影响也最为人所乐道的名言是“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人间词话》二十六）

　　《人间词话》手定本从1908-1909年分三期连载于《国粹学报》，提出并阐释其提出的“境界”说，前引句段基本为其1906年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总第139号之“文学小言”第五则的全文照录。所不同者，在于前出文本并无“境界”字样，定稿所有“境界”（或“境”）在“小言”文句中皆为“阶级”。定本还删去了“小言”中“未有未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一句。此例说明至1906年，王国维所倡言的审美“三种境界”概念尚在形成之中。从1904年底至1905年春帮办《教育世界》期间，王国维师从日人藤田丰八攻读研习叔本华、尼采学说，兴趣转向文学、美学并著《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像赞》等系列专论。

　　依我之见，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些被公认的国学大师，其学识观念没有哪个不是贯通中外、融汇东西的。王国维最精辟的学术见解应是那“学问无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分”的论断。

　　泰戈尔访华的历史细节

　　“泰戈尔创作的英语诗剧《齐德拉》，在中国戏剧演出史上留下浓墨一笔。”

　　记者：很多观众都对电影《无问西东》里泰戈尔在清华演讲那幕印象深刻，您能介绍一下泰戈尔访华的历史细节及他的作品吗？

　　王燕：泰戈尔访华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1924年4月，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主持的讲学社邀请访问中国，引起了热烈的社会轰动和各个思想阵营的不同反响。访华期间，泰戈尔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等地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并数度发表演讲，翻译主要由徐志摩、王统照和胡适担任。

　　5月1日晚间，泰戈尔在清华学校以《你们要远离物质主义的毒害》为题发表演说，之后和清华学生进行了自由交流。演说由徐志摩担任现场口译，译文经过整理刊载于当年十月号的《小说月报》杂志。

　　5月8日，泰戈尔在北京度过了他的64岁生日。为了给他祝寿，由徐志摩为首的新月社发起，北京文化界举行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生日聚会。当天晚上，梁启超为泰戈尔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竺震旦”（取意于中国人古称印度为“天竺”和印度人称呼中国为“震旦”）。

　　此前，泰戈尔曾表示“不知什么缘故，我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并认定自己前世一定是个中国人。泰戈尔登台答谢之后，开场的是泰戈尔创作的英语诗剧《齐德拉》。这场演出绝对可在中国戏剧演出史上留下浓墨一笔。

　　全剧用英语演出：林徽因饰演女主角齐德拉，张歆海饰演男主角阿周那，徐志摩饰演爱神，林长民饰演春神，王孟瑜、袁昌英、蒋百里、丁燮林饰演村野乡民；张彭纯担任导演，梁思成担任舞美布景，梁启超担任舞台监督。

　　不仅林长民、林徽因父女同台演出传为佳话，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间的情感恩怨更为这出神话爱情剧平添了魅力。这次演出还首开了中国剧场售卖节目单的先例，节目单出售者竟是一代名媛陆小曼女士。

　　泰戈尔在其长达6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写出了50多部诗集、30多种散文著作、12部长中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30多个剧本，另外还写有3000多首歌曲（当今的印度国歌《神与印度同在》、孟加拉国国歌《金色的孟加拉》均由泰戈尔本人作词、谱曲）和1000多幅绘画作品。

　　在中国读者眼中，泰戈尔是位杰出的诗人，泰戈尔诗作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冰心、郑振铎等人翻译成汉语的《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诗人自选自译的英文诗作。而泰戈尔用其母语创作的大量孟加拉语诗歌却少为人知，更为遗憾的是为其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教抒情诗《吉檀伽利》在普及性认同上竟远逊于格言诗集《飞鸟集》。

　　实际上，收入《飞鸟集》的325首抒情短诗是泰戈尔1915年访问日本时对日本的俳句这种只有十七个音节的短诗形式发生兴趣，因之在诗歌写作中汲取、融入俳句营养，从自己的孟加拉语诗集《微思集》中挑选英译，于1916年完成的实验性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