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四合院的房顶铺的都是鱼鳞瓦。灰色，一片灰色的瓦，紧挨着一片灰色的瓦，连接着一片浩瀚的灰色，铺铺展展，犹如云雾天里翻涌的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直涌到天边。

　　这种由鱼鳞瓦组成的灰色，和故宫里那一片碧瓦琉璃，做着色彩鲜明的对比。虽不如碧瓦琉璃那般炫目，那般高高在上，但满城沉沉的灰色，低矮着，沉默着，无语沧桑，力量沉稳，秤砣一般压住了北京城，铁锚一样将整座城市稳定在蓝天白云之下。难怪贝聿铭先生那时来北京，特别愿意到景山顶上看北京城这些灰色的鱼鳞瓦顶，对此情有独钟。

　　同样作为建筑师，张开济之子张永和先生，对于这些由鱼鳞瓦所呈现的灰色，拥有着和贝聿铭先生同样由衷的情感。这位从小在奶子胡同里长大的建筑师，对这样的鱼鳞瓦太熟悉不过，他说：“我成长于一个拥有低矮地平线的城市中。从空中俯瞰，你只能看到单层砖屋顶上灰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打破这波浪的是院中洋溢着的绿色树木以及城中辉煌的金色。”

　　他说的真好，特别是他说的“灰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真的是太好了。是的，只有北京房屋上面那些瓦，才能成为一片瓦浪如海。那些绿色的树木和城中辉煌的金色，只有在这样一片灰色的瓦浪中，才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是在灰色的层层瓦浪的衬托下，才呈现，才拥有的。

　　在我的童年，即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天际线很低，不用站在景山上面，就是站在我家的房顶上，从脚下到天边，一览无余，基本上是被这些起伏的鱼鳞瓦顶所勾勒。那时候成片成片的四合院占据了北京城的空间。想贝聿铭先生看见这样的情景，一定会觉得这才是老北京，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色彩和力量吧？

　　想想，真的很有意思，那时候，四合院平房没有如今楼房的阳台或露台，鱼鳞状的灰瓦顶，就是各家的阳台和露台，晒的萝卜干、茄子干或白薯干，都会扔在那上面；五月端午节，艾蒿和蒲剑插在门上之后，也要扔到房顶，图个吉利；谁家刚生小孩子，老人讲究要用葱打小孩子的屁股，取葱的谐音，说是打打聪明，打完之后，还要把葱扔到房顶，这到底是什么讲究，我就弄不明白了。

　　对于那时候我们许多孩子而言，鱼鳞瓦的灰色房顶，就是我们的乐园。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说的就是那时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淘得要命，动不动就跑到房顶上揭瓦玩，是那时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

　　我刚上小学，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从院子的后山墙爬上房顶，弓着腰，猫似的在房顶上四处乱窜，故意踩得瓦噼啪直响，常常会有大妈大婶从屋里跑出来，指着房顶大喊：哪个小兔崽子呀？把房踩漏了，留神我拿鞋底子抽你！她们骂的时候，我们早都踩着鱼鳞瓦跑远，跳到另一座房顶上了。

　　鱼鳞瓦，真的很结实，任我们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就是一点儿也不坏。单个儿看，每片瓦都不厚，一踩会裂，甚至碎，但一片片的瓦铺在一起，铺成一面坡的房顶，就那么结实。它们是一片瓦压在一片瓦的上面，中间并没有什么泥粘连，像一只小手和另一只小手握在一起，可以有那么大的力量，也真是怪事，常让那时我好奇而百思不解。

　　漫长的日子过去之后，大院里有的老房漏雨，房顶的鱼鳞瓦换成波浪状的石棉瓦，或油毡和沥青抹的一整块平整的坡顶，说实在的，都赶不上鱼鳞瓦。不仅质量不如，一下大雨接着漏，也不如鱼鳞瓦好看。少了鱼鳞瓦的房顶，就如同人的头顶斑秃一般，即使戴上颜色鲜艳的新式帽子，也不是那么回事了。

　　十几年前，听说老院要拆，我特意回去看看，路过长巷上头条，看见那里已经拆光大半条胡同了。一辆外地来的汽车车厢里，装满从房顶上卸下来的鱼鳞瓦。那些鱼鳞瓦，一层层，整整齐齐地码在车上，和铺铺展展在屋顶上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尽管也呈鱼鳞状，却像是案板上待宰的一条条鱼，没有了生气，更没有瓦浪如海，翻涌向天际展开的气势了。

　　我望着这满满一车的鱼鳞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还是那样的结实，那样的好看。又有谁知道，在那些鱼鳞瓦上，曾经上演过童年那么多的游戏和游戏带给我们的欢乐呢？还曾经有过比我们的游戏和欢乐更多更沧桑的故事呢？

　　其实，那时在房顶上踩着鱼鳞瓦疯跑的游戏，平日里并没有任何内容，但形式带给我们的快乐大于内容，能惹得邻居大喊却又逮不着我们，便成为我们的一乐。当然，要说它带给我们最大的乐，一是秋天摘枣，一是国庆节看礼花。

　　那时，院子里是三棵清朝就有的枣树，我们可以轻松地从房顶攀上枣树的树梢，摘到顶端最红的枣吃，也可以站在树梢上，拼命地摇树枝，让那枣纷纷如红雨落下，噼噼啪啪砸在房顶的瓦上，溅落在院子里。比我们小的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大呼小叫，可真的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

　　打枣一般都在中秋节前，这时候，国庆节就要到了。打完了枣，下一个节目就是迎接国庆。

　　国庆节的傍晚，扒拉完两口饭，我们会溜出家门，早早地爬上房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腾空。那时候，即使平常骂我们最欢的大妈大婶，也网开一面，一年一度的国庆礼花，成为那一天我们上房的通行证。由于那时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晚霞中的西山一览脚下。我们的院子就在前门东侧一点，前门楼子和天安门广场都是看得真真的，仿佛就在眼前，连放礼花的大炮都看得很清楚。看着晚霞一点点消失，等候着夜幕一点点地降临，就像等待着一场大戏上演一样。我们坐在鱼鳞瓦上，心里充满期待，也有些焦急，不住问身边的大哥哥大姐姐：礼花什么时候放呀？

　　我们心里谁都清楚，让我们期待和焦急的，不仅仅是礼花点燃的那一瞬间，更是礼花放完的那一刻。由于年年国庆都要爬到房顶上看礼花，我们都有了经验，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降落伞，一般国庆那一天都会有东南风，那些小降落伞便都会随风飘过来。燃放礼花的那一瞬间，我们会稳稳坐在那里，看夜空中色彩绚丽的礼花，绽放在我们的头顶。但降落伞飘来的那一刻，我们会立刻大叫着，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争先恐后去够那些小小的降落伞。

　　当然，够得着够不着，全凭风的大小和运气了。因为那一刻，附近四合院的鱼鳞瓦顶上站满和我们一样的孩子，都在和我们一样伸着竹竿够降落伞。风如果小，就被前面院子的孩子够走了；风要是大，降落伞就会像诚心逗我们玩似的从头顶飞走。记得国庆十周年，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属于大孩子了。那一天晚上，不知是天助我也，还是那一年国庆放的礼花多，降落伞飘飘而来，一个接着一个，让我轻而易举就够着一个，还挺大的个儿，成为我拿到学校显摆的战利品。

　　也就是从那一年以后，我没再上房玩。也许，是认为自己长大了吧？便也就此和鱼鳞瓦告别。一直到十几年前，重返我们的老院，又看到童年时爬过的房顶，踩过的鱼鳞瓦，才忽然发现和它们这么久没有相见了，也才发现瓦间长着一簇簇的狗尾巴草，稀疏零落，枯黄枯黄的，像是年纪衰老的鱼鳞瓦长出苍老的胡须，心里不禁一动，有些感喟。

　　其实，这种狗尾巴草，童年时就曾经见过，它们一直都是这样长在瓦缝之间。风吹日晒，瓦缝之间一点点可怜的泥土早就风干，变得很硬，不知道狗尾巴草是怎么扎下根的，一年又一年，总是长在那里，它们的生命力和鱼鳞瓦一样的强而持久。

　　去年的秋天，我路过草厂胡同一带，那里的几条胡同已经被打理一新，地面重新铺设青砖，四合院重新改造，有老房子的房顶被改造成露台。顺着山墙新搭建的梯子，爬到房顶，楼房遮挡得远处看不到了，但附近胡同四合院房顶的鱼鳞瓦，还能看得很清楚，尽管已经没有了张永和先生说的“灰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的景象，却还是让我感到亲切，仿佛又见到童年时候的伙伴。真的，这和看惯各式各样的楼顶，哪怕是青岛那样漂亮的红色楼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灰色的鱼鳞瓦，才能带给我老北京实实在在的感觉，是一种家的感觉。

　　我还看见眼前不远处屋顶上鱼鳞瓦之间长出的狗尾巴草，迎着瑟瑟秋风，摇曳着枯黄的颜色，和鱼鳞瓦的灰色，吟唱着二重唱。我忽然想起冬天逝去的余光中先生写过的一首题为《狗尾草》的小诗：

　　最后呢，谁也不比狗尾草更高，

　　除非名字上升，向星象看齐，

　　去参加里尔克或李白。

　　此外——

　　一切都留在草下。

　　在我的眼前，在那一片灰色的鱼鳞瓦前，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应该改成这样：

　　此外——

　　一切都留在瓦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