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引弓 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资深媒体人，曾任钱江晚报副总编辑，红旗出版社总编辑，现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总编辑。

　　《小别离》原著作者、资深媒体人鲁引弓携“中国教育四部曲”丛书（《小别离》《小舍得》《小欢喜》《小痛爱》）亮相深圳书博会，此系列小说聚焦“低龄留学潮”、“教育抢跑与教育生态”、“教育公平”、“爱的缺失与爱的教育”等教育话题，全景式再现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带领焦虑的中国家长们来一次放松的“深呼吸”。

　　我反思教育，但读者更关注亲子话题

　　羊城晚报：您最开始创作“教育四部曲”的契机是什么？

　　鲁引弓：我是2013年下半年开始写第一本《小别离》的。那年8月底的时候，我去浦东机场送朋友，在机场看到很多年纪很小的学生在和爸妈告别，那个时候正好是欧美学校的开学季，传说中的留学潮就近在咫尺。这种别离很触动我，因为这些孩子的年纪都很小，人数还这么多。

　　当时有一位中年妇女泪流满面地从我旁边走过，我很少看到陌生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看到有的孩子过关后头都不回地往前走，我估计那孩子一回头可能也会流泪，所以就很倔强地往前走。就是这个偶然的场景让我开始创作《小别离》。

　　写《小别离》的时候也没想到会写四部曲，这实际上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我之前是一名记者，一直在报社工作，创作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创作。2013年写了《小别离》，那时也不会想到我以后的创作重心会放到教育题材。我以为自己会选择职场文学、青春文学这一类，因为我在职场工作多年，身边又有许多年轻人。但写了《小别离》后，开始身不由己被教育题材牵引。《小别离》发表之后，包括影视剧拍出来之后，让我收获了很多读者，他们经常通过微博、微信来和我互动，我就感受到这种题材的需要度。来自于公众的关注度让我感觉到文学是被需要的。

　　羊城晚报：您的“教育四部曲”写作是如何展开和延续的？

　　鲁引弓：我是从反思教育的角度来写《小别离》，但读者的侧重点和我不同，他们看的更多的是亲子话题，教育只是背景。尤其是转型期的中国，亲子问题里面有很多他们想要解决和分享的痛点，这些被我写出来了。比如说《小别离》里面有句话：“世上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指向别离”。这句话是我偶然写下的，结果成为《小别离》最打动人的一句话。

　　因为《小别离》，我发现文学还是被很多人关注的，因为说到了社会的痛点，说到了读者的需要，他们会与我产生共鸣，加深我这方面的思维。亲子问题在当下的迷茫推动我去继续关注这些话题，所以接下来就写了《小欢喜》。

　　《小别离》是以中考为背景的，选择在国内学还是在国外学？由此带出别离的话题。《小欢喜》是由亲子话题引出高考和18岁的概念，这其实也是一种别离。高考结束后，不管你考得好不好，18岁了就一定会离开这个家，甚至越走越远。18岁出门前是一家人最后相依的阶段，但是刚好又撞上了中国非常艰难的高考，所以这是亲子共同面对高考这道坎的话题。

　　《小舍得》的写作动机就更直接了。我从广州回杭州的高铁上，随手转了一个关于广州教育培训机构的系列报道，焦虑的家长们花了很多钱在培训机构。结果朋友圈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满满的跟帖，甚至深圳、北京的家长都来跟帖，说让我写写小升初、写写孩子是怎么补课的，微博上很多学生也经常跟我互动，让我写写他们的辛苦。我也突然明白，这些孩子虽然被关在各种培训班里，业余时间很少，但是青少年的天性，热血和对青春的本能是很强烈的，所以希望我能写写他们跟父母在观念上的相爱相杀，他们对体育的热爱，他们对自由和选择的渴望，所以我就连续写了《小欢喜》和《小舍得》。

　　我这个年纪去写教育题材，一开始确实没有什么意图，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大了，所以是偶然进入这样一个题材和领域，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焦虑，特别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深呼吸”。整个过程是从偶然到不自觉，到半自觉，再到有意识地去开拓这个题材。

　　羊城晚报：您的书名中用到的“小”的概念，与当下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小时代》的“小”不同。当今时代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小时代”，与您读书时的文学氛围有很大区别，比较注重个人体验，您对这方面是如何看的？

　　鲁引弓：我自我感觉跟他们不一样。首先，我的“小”是指我的小说的主人公是青少年、小孩。第二，这个“小”其实是个体叙事，小老百姓的叙事，是接地气的意思，跟《小时代》的“小”不一样，是落到千家万户、每个屋檐下的叙事。第三，更重要的是想从小的一个切口进入，写出一个大的社会话题，比如教育这样的大话题。用“小”来蕴藏“大”，与完全微观的、讲个人的小叙事不一样。

　　这个过程中，我对教育题材、对各种不同的人物的理解越来越深，觉得有无数的故事，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契合了大时代，所以我这几本小说全部以“小”字命名。“小”映照了这个大时代，是千家万户关心的大命题，这样的命题也是关注未来，孩子的未来，千家万户的未来，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

　　为什么我会成为幼儿教育的“神预测”

　　羊城晚报：您之前一直做记者，媒体人的写作与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您当时是如何适应的？

　　鲁引弓：我把自己的写作称为“新闻主义文学写作”，几本小说的写作素材，尤其像《小舍得》《小欢喜》这样的题材，90%以上来自采访。如果不采访，尤其是小说核心人物的素材，如果不来自现实，我写作就没有自信了。素材来自生活，“有源之水”，这样的逻辑会给我提供自信，这是我觉得媒体和文学创作一致的地方。文学的“当下感”，需要你的笔触、心理和视野是向外的，不仅仅是面对自己。

　　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新闻需要得出一个结论，但文学不是，否则就主题先行了。文学需要跟着每个人物的立场走，对每个人物都要“魂穿”，用“魂穿”的方式去解决代入感，而新闻不需要代入感。举个例子，曹雪芹同时写这么多女性，王熙凤和林黛玉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去覆盖所有的女性，他必须跟着不同的女性往前走。作家必须顺着人物的思维去看这个世界，让各种观念去交锋，才会有人性里的爱恨。

　　小说解决的问题是，让读者用他人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的内心，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去把每个人的生活过一遍，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的代入感去体验，把他人的经历、经验吸收到我们自己的思维里。

　　羊城晚报：《小舍得》中关于整顿奥数杯赛和校外培训机构的描述被称为“神预测”，您个人认同这个说法吗？

　　鲁引弓：认同。我去年上半年写《小舍得》的时候，还没有整顿奥数杯赛和校外培训机构，结果我写完之后，今年两会就把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接下来各地就开始整治奥数杯赛，再后来又整治不合规的培训机构，最近又开始禁止幼儿园“小学化”，这些我都写到了，所以大家就觉得我“神预测”。

　　我的小说里面不是预测，是直接当情节写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测”？实际上是因为我在采访过程中触及到了规律，那些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事，必然长久不了，我们必然会有一次反思。特别像幼儿园“小学化”这样的现象，这是不符合成长规律的，是对幼儿智力残忍的提前开发。我在小说里写的情节是符合人物的逻辑的，人物写着写着他们就往前走了，高兴也好，悲伤也好，他们会带着我往前走，这时候就会看到某种规律的、必然的东西，我只是把这种规律的、必然的东西写出来了。这种“预测”实际上是来自于采访、来自于生活，也是记者的优势。

　　羊城晚报：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是记者出身，就这方面的作家来说，您比较喜欢或者看得比较多的是哪一位？

　　鲁引弓：其实我都会看，读书的时候看得比较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些苏俄作家的，因为这里头有人文关怀，这人文关怀跟我后来做记者也很接近，记者的报道强调的就是人文关怀。后来又对法国文学和拉美文学感兴趣，马尔克斯就是记者出身的，他的写法不一样，但他的素材都是来自现实，只是处理的时候魔幻化了。这些作家的作品都能看到一个大时代，我都很喜欢。

　　“父母皆祸害”只是一种情绪释放

　　羊城晚报：您在书中写的亲子关系，有您自己的经历在里面吗？

　　鲁引弓：我自己的经历很少，我个人的经历要撑起这些小说是不够的。我以前当记者跑的就是文教科卫的线，后来又分管科教部，经常听跑教育线的记者说这方面的新闻。10年前留学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主要是一些有钱有资源的家庭，最近这五六年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记者说他到高中采访，有些学生读着读着就不来了，说是准备留学了，留学在普通人家也开始普遍了。

　　这种现象看似正常，但实际上违背了常理，因为孩子年纪很小。这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留学潮都不一样，从詹天佑那个时代，到50年代的留苏潮，再到80年代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美国去，都和现在这波留学潮不一样。这些学生年纪特别小，这里头就有悲伤的、很触动人的东西。

　　羊城晚报：现在亲子关系、教育问题被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关注，我们看到自媒体平台有一些说法，比如“父母皆祸害”、要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切割，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鲁引弓：这些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只是以这种方式表达“什么都是由父母决定”的抗议。这一代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处于父母过多管束的环境中，父母会用自己的社会经验来给孩子“抢跑”“抄近道”。孩子在学业上被掌握、生活方式上被决定，他们成长过程中会觉得很压抑。初、高中的老师跟我说，从幼儿园开始培训的孩子，到高中往往对课业一点兴趣都没了，他们虽然也会尽职地学好、考好，但他们的兴趣没了，而且他们会怀疑自己成长的意义、活着的意义。

　　“父母皆祸害”在豆瓣等论坛出现，其实是一种情绪，未必是要淡化亲情，他们想要扯断的是绑架式的亲情，但实际上是扯不断的，因为亲情还包括父母对孩子的爱、天生血缘的东西。这些负能量体现在自媒体上，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表达方式，表达对父母不放手的抗议。这里也给父母一个提醒，要注意孩子成长过程中放手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