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抓娃娃

　　2016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到目前为止，这也是我唯一出版的一本书。感谢上海文艺的林老师，能看上我这样的写作者，并同意书名中用上“兽性大发”四个字。我喜欢这些傻傻的、愣愣的词汇，多年前，我曾为自己做了本电子书，书名叫《饿虎扑食》，多么蠢笨的名字啊。

　　在出版《兽性大发的兔子》之前，我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写作者，写作只是我业余爱好中的一种，与看片、喝酒、上网、读书等爱好并驾齐驱，一点也不突出。我并不是一个热别热爱写作的人，因为写作是一件很累人的事，耗费心力，所以我能拖就拖，能不写就不写，那到底是什么促使我断断续续、悄无声息地一直搞这件事呢？

　　在小说集的后记中，我回答过这个问题，事过两年，我再看那段话，觉得自己有点矫情，太在意现实生活的问题了，不够洒脱。而前些天，我给学生讲写作的话题，却抛出了一个更加矫情的说法：只有进行创造性劳动，你的生命才有意义，才有可能实现某种意义上的“长生不老”。其实，我今天想说的是，写作不过是比发朋友圈高级一些的刷存在感的方式。每个人都需要刷一刷存在感的，要不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写这类稿子时，我总告诫自己，千万别把话题往创作观上面靠，你不擅长讲这个，的确，我很早就发现，自己很不擅长理论方面的东西。说起创作观，我肯定是有的，但讲不出来，在某些场合下，被人引导着，或者是逼着，能说出几句来，往往是说出来就觉得后悔，还不如不说，自己在文学上的肤浅认知暴露无疑，让人发笑，顿时很没有存在感。所以，我很避讳谈创作观这回事，写过的几篇，往往是把本该是议论文的东西写成了叙事散文。我只能讲讲自己的写作经历。从我的年龄来讲，只出过一本书，这样的创作成绩实在让人惭愧。也就是说，好像我的写作经历也没什么好说的，说出来也是没什么营养的东西，但鉴于无法推脱的原因，我决定还是聊一聊。

　　昨天，我去了一趟曾经工作过五年的公司，见了见以前的同事。这是我工作时间最长的公司，如果《兽性大发的兔子》没有出版，我估计还会在那工作下去。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意识写作也许是一条出路，然后从一个小白领变成了自由写作者。一年多的时间，我在家写东西，自由倒是自由，但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来。说到底，我仍是个不懂得自我管理的人，大把的时间都浪费在琐碎的事情上。

　　在那一年多的时间理，我对石家庄的电影院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无论是桥西区还是桥东区，几乎每家电影院我都去过。在片前广告播完，放映厅理的灯全部关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正进入一场梦境。片头龙标闪现，伴随着革命序曲一般的音乐，总让我觉得，这好像是一场噩梦。人生的噩梦就始于无所事事的荒废。

　　在不上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为自己所服务的影视公司写了两个电影剧本，也花了点时间研究了剧本的写作。去年夏天，我总会跑到北京，与一位导演老师见面。我们一共花了几个下午聊电影剧本，他就像一位老师傅，告诉我一些写剧本的干货，我受益匪浅。在来往于石家庄与北京的高铁上，我总觉得自己对于电影的热爱多过文学。

　　在知道我写剧本后，河北作协的老师们总会问我，你觉得写剧本对写小说有影响吗？我忘了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如今再想这个问题，结合着我写剧本后写的那几篇小说，我觉得影响肯定是有的，还不小。问题就在于，我总觉得现在自己的小说不像小说了，而像剧本大纲。对于小说来说，这是致命的伤害。从十月到现在，我没有写小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有这种可能，我又找了一个不去写小说的借口。对付写作困惑的最好的方式是继续写，把可能会犯的错误统统犯一遍，甚至在一错再错中乐此不疲，直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从上月开始，我在一所高校中教创意写作。第一堂课上，我用埃特加•凯雷特的作品举例，来说明我对创意写作的理解。而纵观这位以色列作家的创作履历，他也与电影有扯不清的关系，维持他的写作的，是一个个脑洞大开的创意。我觉得，既然自己教这门课，那么肯定有必须亲自去实践一下创意写作。以前写的东西，我太在意真诚这种东西了，就像一个守候在学校外面僻静的道路，等着女生到来，然后猛地敞开大衣的罪犯。这种习惯导致我的小说总在浅薄与笨拙之间摇摆，现在想做出改变，写出更自由，更有诗意的东西。

　　写这篇东西时，猫卧在我的脚边，它把脖子放在我的脚面上，那么柔软，又温暖如春。其实写作与猫是差不多的，都对人有疗愈的作用。今年喜欢的华语电影，是一个台湾片，叫《大佛普拉斯》，里面的主角之一叫肚材，是个潦倒的拾荒者，他有个爱好，抓娃娃。影片最后，肚材死了，朋友来到他的住处，看到肚材用自己抓到的无数个娃娃为自己打造了一张很有梦幻感的床。电影里有个镜头，肚材抓娃娃时对着镜头说了一句打破第四堵墙的话，“抓娃娃很疗愈啊。”看到这里我笑了，心想，像我这样的人写东西，又何尝不是在抓娃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