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出版圈工作了40年，很多见闻和素材手到擒来。它们强烈冲击着我，这份激情涌动着，不写出来，就会一直折磨我、跟着我。”如果说每位作家都有一部命中注定的作品，新近出版的15万字小说《风眼》，就是作家、出版人孙颙听从创作使命召唤所结出的果。

不过，这过程远非外界想得那么瓜熟蒂落，作家尤其有着“近乡情怯”的谨慎——此前孙颙写了几百万字小说，如《雪庐》《漂移者》《缥缈的峰》等，描写知识分子的故事不少，唯独没涉及出版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避开了自己最熟悉的专业。“素材只会多到需要取舍，但之所以没有轻易使用这方面的素材，说明我的珍惜。”

最终，放不下占了上风。老搭档、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评价，《风眼》是“孙颙迄今最好看的一部小说”。王安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风眼》结构紧密，单刀直入，见好即收；节奏明快，步步趋进，叙事效率高；语言本身干净爽利，有别于孙颙此前部分作品的“学生腔”。在王安忆看来，这三大亮点从根源上得益于故事的十足底气——就是有生活，而且是大量鲜活生动的切身经验支撑，情节便左右逢源，起伏跌宕。

人物是杜撰的，赖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实的

对于中国近40年来的出版历程，孙颙是见证者也是实践者。1982年初春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他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做小说编辑；三年后，被推选为1980年代最年轻的文艺社社长；之后历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作协党组书记……那些有关出版的台前幕后都被他心思细密地编织进了《风眼》。

小说描摹了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因“市场经济常识丛书”出版而遭遇风波、砥砺前行的故事，呈现出时代转型时的众声喧哗，勾画了一代出版人的求索与坚守。

故事从上海深秋时节的马路开始，广玉兰的香气还在飘荡，年过半百的牛副总刚调任出版社，为人谨慎不担肩胛；王副社长管发行，文化程度不高，谋划经营却游刃有余；另两位风华正茂的秦副总和郭副总，前者交游广泛，策划选题有一套，后者精于学术，丛书高精尖却赶不上市场形势……在出版社干了一辈子的唐社长，让孙颙落笔时尤其充满感情——“他所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非常可爱，其道德感召力对我触动很大。”

王安忆认为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王副社长。“这类人特别有营销头脑，可以说是上海滩旧出版人的遗存，到了风水转舵之际，才华又被激活，重新活了过来，可说是巿场经济的先头部队。”王安忆建议孙颙，王副社长不是小说男一号，但这个人物代表了上海滩曾“沉下去”、后因改革开放大潮又脱颖而出的能人，倒是值得“单独为他写一本书”。

拉开距离观察，落笔才更从容

“对照小说的诸多要素，难以寻找的，主要是故事的入口。”孙颙笑言，律师和医生等职业日常事务未必精彩，但偶尔或许会遭遇紧张惊险的情节冲击，比如特工、强盗、家族阴谋等，属于他们职业的题中之义，有足够天地供编故事者天马行空般发挥。“相比较，编辑的案头事务，能够发现这样花哨的机缘吗？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若是真个惊天动地写出来，读者一册在手，或许心生抵触，认为故事过分生硬牵强，种种疑惑，在所难免。”

因此必须寻找一块场景，找到故事入口——是日常的，又并非司空见惯的日常，恰如其分，能够充分展开编辑们丰满庞杂的内心世界。“小说从出版社出发，投射了中国改革转型的两难处境，是思想博弈，也是社会故事。”王安忆告诉记者。

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小说之所以命名为《风眼》，其实是暗示读者：看似平静的“台风眼”，其实酝酿着惊人的“气流变幻”。“旗子在飘，人们容易看到，而让旗子飘的风，却往往被忽视了。出版业与时代关系紧密，小说所描绘的种种业内大事件，恰是通过出版社日常图景来反映的。”作家孙甘露评价，《风眼》是种隐喻，透过它可一窥出版社的经营、人物、世态，进而观察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丰富的精神面貌。

“之所以将小说时间限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因为很多事情拉开一段距离观察，落笔会比较从容。写长篇离不开生活阅历、情感、认知等多方面的积累，如果所描写对象太近，写成有分量的长篇难度不小。”不过，孙颙也承诺，最近20年出版业的发展起伏，已排在他的“创作序列”里。“等时机成熟了，积淀足够了，到我九十岁时也许会写成下一部长篇。只要我还活着。”（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