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首部长篇小说《花火绣》,2020年1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0年岁首,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在从事文学创作近40年后,推出长篇小说处女作《花火绣》,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而在此之前,他被读者和公众最为熟知的创作领域是散文。作为国内读者最多的散文作家之一,鲍尔吉·原野的多篇散文作品入选大中小学语文课本以及语文试卷。他倾心于描写人间的善美、大自然的神奇,赢得了跨越代际的读者群体的追随和关注。
《花火绣》以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具有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在内蒙赤峰一个名叫花火绣的瑰丽草原的独特经历。一位名叫扎伊诺的中亚诗人和主人公结成伙伴,在花火绣这片生长在奇幻与现实交界的草原的各个角落,牧民家中、餐馆、集市上、格萨尔王皮靴山上,展开堂吉诃德式的奇遇。亦真亦幻、令人捧腹的同时也融入对当下草原现实的思考,是一部由荒诞生活碎片构成的奇遇记,更是一部艺术吸引力与思想性兼具的作品。
为什么年逾花甲,鲍尔吉·原野要“调换赛道”,向着长篇出发?相较于“炉火纯青”的散文创作,他的长篇“首秀”,将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些疑惑,近日,作家、媒体人杨东城对鲍尔吉·原野进行了专访。红网阅读频道、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整理对话实录如下,以飨读者。
“我以为这辈子与散文共存亡了”
杨东城:在中国,鲍尔吉·原野已成散文的代名词,而文学史把长篇小说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你从事文学创作近四十年,才写出首部长篇小说《花火绣》,让很多人疑惑不解。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的散文创作的高度,给你的长篇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鲍尔吉·原野:我觉得我长时间的、令有些人生厌的散文创作让我拥有了丰富的文学手法的贮备,我可以从散文写作的训练中得到得心应手的语言驾驭力,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人的观察,这些都给我的长篇写作带来方便,它们是贯通的文学创作,不分家。
如果你说我在散文中浪得浮名,而长篇达不到这个高度的话,我倾向于听其自然。做一个长篇写作的失败者也没什么不好,天下好事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杨东城:看着与你同年龄或同时期走上文坛的一些作家,纷纷推出自己的长篇,得了大奖,这对你来说不是压力吗?
鲍尔吉·原野:我没压力。你“麦子”(长篇)种得好,我“萝卜”(散文)种得也好。没听说种“萝卜”的人因为别人“麦子”种得好而去自杀的。但中国作家有一种很奇怪的情结:好像不写长篇枉为人。这都是文学史给闹的。文学史把长篇小说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次中、短篇小说,再次诗歌、戏剧,末尾是散文。作家们都想在文学史留下自己金光闪闪的名字。长篇只是长,并不代表好。我只对文字好的作品才有压力,而对长篇没压力。舆论说散文随笔里面垃圾很多,这说得没错。但如果你去翻一翻当下的长篇,垃圾仍然很多。这些长篇和散文相比,只有大垃圾和小垃圾之别。当然,我对这几十年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满怀敬意。
“我不认为世上有一种与文学无关的‘散文’”
杨东城:看到这样一个对你的评价,继老舍、萧乾、沈从文之后,原野是中国最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既然业界对你的散文评价如此之高,是否有一辈子只写散文不写长篇的想法?
鲍尔吉·原野:谢谢这么高的评价,但你说的这个问题对我有些误解。这些年,我在散文的制造过程中也写过一些小说,有人物、故事。说这些作品不是小说,那它们是什么呢?只不过没登在所谓纯文学杂志上,那就不被看作是小说了。有人说在纯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有技巧,这话不全面。你怎么知道在大众杂志发表作品就没技巧了?弹钢琴需要技巧,耍杂技也需要技巧,而且大众读物也需要钢琴曲。
杨东城:不是所有的散文都能称之为文学的,尤其是一些传统作家,还是视纯文学创作为生命,你不是这样看?
鲍尔吉·原野:我把我的散文作品视为文学,而不光是浮泛的随笔议论。所谓的“散文”是文学史编纂者和大学授课者为了方便而划分的文体。我不认为世上有一种与文学无关的“散文”。好的散文有人物刻画,有景物描写,有故事,只不过不虚构。它在写作中应用的永远是文学手法而非散文手法。
杨东城:首部长篇,你一定做了很多准备吧,在这些准备中最难的是什么?
鲍尔吉·原野:我写这部长篇是率意为之,拿过来就写,没做规划和准备工作,我与长篇小说猝然相逢。如果说准备,有一个暗中的巧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邀我到赤峰市翁牛特旗牧区游历。我在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收获到我说不出来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全用在了《花火绣》当中,这些东西不是故事,更不是线索,是许许多多牧民的面孔,是他们的纯朴和幽默,是草原晨夕天空和风。但作品更多的是我内心的东西,是积蓄几十年的货。在作品里,故事只是一个支撑,我更多写人,写当下的现实,我想把幽默用到极致,让语言字字翻新,以一胜十,让读者在大笑之中流下眼泪。
杨东城:读这部小说,有一个感觉很强烈,小说的语言是原野式的散文语言,你是否有同感?
鲍尔吉·原野:我觉得是小说的语言。这些年小说家流行一种叙述语言,这源于20世纪80年代翻译引进的法国新小说派的写法。索尔·贝娄和拉美作家也用过这种手法。它没有描写并排斥描写,当然也不抒情,通篇用这种手法像草地上没有鲜花。我喜欢写对话,喜欢白描手法,我认为这些语言特质和散文很不一样,我长篇小说中的黑色幽默和散文更不一样。
杨东城:对你来说,哪个作家或哪部作品对你的这部长篇创作影响最大?
鲍尔吉·原野:回答这个提问是危险的,因为我的回答会置我于尴尬境地。我最喜欢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和艾·巴·辛格。后者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对我影响最大。但我不敢说《卢布林的魔术师》对我的长篇有什么影响。小草说自己受到了大树的影响,但大树并不这样看。这部长篇也许有点儿像《好兵帅克》或《一千零一夜》,我仅仅说像,别人读了可能说不像,完全有可能。
“我的心地不纯良,还要继续修炼”
杨东城:作为你的老读者,其实一直觉得你应该写一部乡土题材的大作品。
鲍尔吉·原野:你说到了我的痛处。痛之一,我虽无写作使命感,没有通过文字追求不朽的虚妄,但我想给自己的民族留下一些东西,比如集中写乡土的长篇小说,但困难很大。痛之二,功课很艰巨。如你所说,写长篇要有耐心做长期的准备,包括走访、踏勘、记录和思索,我好像还不能一下子把身心投入到这件大事里。痛之三,我写作力量还不足,像赛珍珠的《大地》需要多大的悲悯和朴素?像巴别尔《骑兵军》需要多少精金美玉的才华?我不行。我一想这件事就起心动念,想一些得奖、改编和版税的事,心地不纯良,想写也写不好,我还要继续修炼。
杨东城:写了多年的散文,与其他成功的作家相比,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鲍尔吉·原野:你让我跟“其他成功的作家相比”,有点挤对我。
如果硬比的话,我觉得:第一,我语言好。有人说我是语言魔法师。第二,我心性单纯,傻。人傻了许多年就要向反面转化,我开始从我的单纯或傻中收获丰美的膏粱。我既然在仕途上与其他途上一事无成,临近老年总要成点事吧。第三,我已养成职业作家的良好习惯,勤奋写作,倾心阅读,敏于观察,管理自我,不和乱七八糟的人或事纠缠。但我这些“优势”,别的作家也会有,也可能更优,说不好。
杨东城:几十年的创作,这一路走来,你认为纯文学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吗?
鲍尔吉·原野:一次,我去山西古县参加《散文选刊》的华文优秀散文颁奖会,铁凝、李存葆、李娟、叶舟等十人得奖,包括我。台上,主持人宣读颁奖词,受奖人发表获奖感言。有一位得奖人叫纳兰妙殊,她得过人民文学奖等国内外大奖。她的获奖感言吓了我一跳。她说,“我喜爱文学是因为读了鲍尔吉·原野的书。我从事写作是因为鲍尔吉·原野的作品让我感到文学是非常美好的事,我感谢鲍尔吉·原野”。说完,她鞠了一躬。场上国内大评论家、大刊主编为之愕然,我更愕然。我受到这番惊吓之后,想明白一件事。纳兰妙殊并非誉我,她在称誉纯文学。纯文学具有打动人心的、经久不衰的能力。
(红网时刻记者 蔡娟 通讯员 陈漫清 整理报道)
来源:红网
作者:蔡娟 陈漫清
编辑: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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