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志》，卢一萍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文/董夏青青

2020庚子年，惊心动魄的抗“疫”之年让2021年的除夕之夜显得格外祥和与安宁。疫霾尚未散去，往年春运的火热景象也被人们响应原地过年的号召冲淡。在刚过的新年假期，和很多战友一样，我没有返回湖南和家人团聚，而是留在单位，将往年用来走访亲友的时间拿来读书。这几天里，我陆续读完了卢一萍创作的，反映湖南湘西精准扶贫面貌的长篇报告文学《扶贫志》。读罢全书，我的内心被书中壮阔的时代风貌与个人切入时代的豪情所震撼，一时间，心情全为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牵引，随他们的悲喜而动。

《扶贫志》全书近四十万字，分五个篇章，采用作者记述和人物自述交相推进的复调结构方式，通过20余位亲历者的故事徐徐铺开，映现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田野的亿万人的命运征程的辉光。以历历在目的拼搏图景，注解了“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的壮美。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论述。随后，战贫一线的带头人和广大群众戮力同心，“用自己的力量与贫穷抗争：在泥巴路上铺上柏油、给每家每户通水通电，开垦荒山种上经济作物，抚平‘有父母的孤儿’心中的创伤，让该读书的孩子走进教室，让被命运痛击的人有坚实后盾……这些微小而美好的改变每天都在发生。”

诚如《扶贫志》在第一篇题记中写到的：

“人类与贫困的斗争从未停止。”2000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博士，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呼吁“三农”问题，一时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让广大国人恍然惊醒，中国各级政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战贫持久战。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崛起”是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那么在近十年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无疑是与所有人休戚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个人生命的戏剧性，往往由时代所赋予。《扶贫志》中，这样一批被时代与人民选中，担负起伟大而艰辛的历史使命的人，他们的出身、教育背景、成长经历都不尽相同，却都释放着独一无二的人格与灵魂的热力——

其中，有作为“精准扶贫”这一重要论述首倡地花垣县的县委书记、有扶贫扶白了头发，登上国庆阅兵扶贫攻坚方阵彩车的“一张嘴干部”；也有湘西万千劳动人民中的一个，拿拾荒、卖家当的钱拍摄《千里寻母记》的农妇、有誓把“鬼地方”变成“好地方”的外来媳妇……

同为女性，我对书中很多女性人物有着更为强烈的共情。

书中写到的最感动我的是，拍摄电视剧《千里寻母记》的田金珍。当年，田金珍所在村庄从事耕种的青壮年几乎绝迹，老人除了劳作，还要照看子女外出打工之后随手甩给他们的孩子。她在外出拾荒时，眼见留守儿童越来越多，成群结队，小狗一样四下乱窜，有的人甚至乱食野果，中毒了也得不到及时救治，常为此心痛不已。2004年3月，去赶场的田金珍偶然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发现原来是有人将一些湘西人唱苗歌的画面录了下来，刻录成光盘，放在乡场上兜售。田金珍就萌生了拍摄留守儿童真实生活的想法，希望以此引起孩子的父母和社会大众的怜悯心，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当时她也不懂怎么去拍电视剧，她的想法是，自己看见的留守儿童是什么样子就拍成什么样子。最后不但把自己捡破烂攒下的一点积蓄搭进去，还瞒着丈夫卖掉了家里一头猪才筹得了拍摄经费。之后，田金珍从用自己拾荒挣的一点钱资助留守儿童，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不但开办“留守儿童自强班”，还推行了苗绣、养蚕、种水稻，终于实现了夜郎坪村的振兴。

这些善良质朴、敢拼敢冲的人的故事有多么惊心动魄，他们的话语就有多么朴素——

我是一个踩地雷的人，前面有不好走的路，我帮你们蹚，有刺条我帮你们砍，有难我先当，如果有福了我让你们享。我能做的事情，你们肯定也能做，我们要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双手改变一切。

你坚持了那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她说她没有坚持，也不懂坚持，她只有一颗永远不会变的心。别人又问：那颗心是什么？她说：母爱的心。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但一颗母爱的爱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除了田金珍这样有大爱的女人，还有1990年生于洛塔乡陈庄村的土家族女吴添春。她8岁时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误诊，服用过量激素药，18岁时双侧股骨头坏死，关节变形，几乎丧失行走能力，出门都要靠父母背着，后来带领村里人创业。因为生病，吴添春在治病的过程中通过网络结识了一些大山外面的朋友，当她发现一些朋友对神秘的湘西很感兴趣，加之受到网购风潮兴起的启发和带动，她做起了电商平台，还注册了“湘春丫头”的商标。有些贫困家庭，光在她这里，一年就能卖上万元的东西。

还有把生意做到了意大利、法国、泰国等地的谭艳林，8岁起就扛着竹筐赶场卖菜的她，放弃了通过个人奋斗得来的大城市更好的生活，回到龙山县开设工厂，整个湘西州就有1478名留守妇女和910户贫困户在给谭艳林做事。

当然，这本书中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远不止这几位，还有那些支持亲人奋斗在扶贫一线的家属们。像龙秀林103岁的外婆，当见着派驻十八洞村几个月后，头发都白了的孙儿，不禁心疼说：“你这是拔穷根呢，千百年来没人能做到的事，哪有那么容易的？”

听罢，龙秀林眼泪差点涌了出来，“外婆，就是难啊，没想到会这么难！”

事实上，只有读到当84岁的老人要求成为产业带头人，当扶贫队员风雪夜归收到挂在门上的棉鞋，当湘投集团的四个研究生在乡亲们面前热泪盈眶，当陆军中校穿着军装去“化缘”，将粽叶变成金叶，当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文学青年携全家从北京来到桑植，当石家庄的退伍老兵选择将自己埋在战斗过的扶贫一线，百姓万人相送，才能理解300万扶贫精锐“借势东风擂战鼓，脱贫攻坚固”的豪情，才能理解第一书记、扶贫队员为何被誉为精准扶贫的攻坚者。

在财经纪录片《激荡三十年》的最后一集中，罗振宇说了他经历的这样一个故事：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前后，他遇到了一位印度记者。这位记者对罗永浩说，自己来中国几天了，有一个现象怎么都不能理解：中国的土地面积虽说是比印度大，但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可居住面积只有三分之一。能住人的地方，印度要比中国大。人口呢？中国人口13亿，印度10亿，这笔账算下来，按理说中国人口密度应该比印度大得多才是，但是在中国这几天，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印度，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磕头碰脑，满眼看去到处都是人。在中国，大城市确实也很拥挤，但到了一些中小城市，一到上班时间，街道马上空旷了，若是开车到城市边缘的郊区去看，满眼的田野，什么人都没有。中国的人呢？不是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为什么和印度比起来，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反差？

及至奥运会闭幕，这位记者再次找到罗永浩，告诉他之前那个问题，他已有了答案。记者说，我跟中国人打交道，发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无论他知识水平、社会地位的高低，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刻该去哪、该做什么，这个国家的人口，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它是被一种强大的愿力，一种愿望、一种力量、一种向往给整合起来的一个社会，所有的组织力量，在催动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去奔走。这种强大的整合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正是这种强大的愿力，激发着每一层级的组织、每一位个体的巨大潜能。在《扶贫志》中，有太多大情怀，也有不胜枚举的大智慧：时常在工作中累得晕倒过去的全国劳模谭泽勇，为了规划建设“七村联创扶贫产业园”，把原本“离心离德”的人拧成一股绳，他带着几个村的书记、村主任到他精心挑选的全国劳动模范所做的产业所在地“游山玩水”，让规划在最短时间内落了地；湘投集团的陈鹏为实现“扶贫先扶志”，摸索出了“五树五建”的工作方法；龙秀林结合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思想理念，探索、开发了“村民思想道德教育信息化管理系统”；父子隔山同扶贫的麻兴刚，在茶叶和农村旅游的基础上发展茶旅一体化；为了让牛角山变金山，兄妹二人齐上阵的龙献文与龙献英，在谋划生态养殖产业的同时，成为搞湘西苗寨乡村旅游的第一人。还有石泽林的陶瓷“七彩王国”、王少甫的“莓茶王国”、张顺心的“竹山模式”……如何让一个个“空中楼阁”落地生根，成为乡民们的生存依托与理想寄托，他们的故事无不体现着中国人民深厚的民族智慧。

在一篇题为《中国智慧》的文章中，笔者总结了中华传统的五个特点，每个特点都包括了两个方面——

在“尚贤的民本主义”中，包括了“尚贤”和“尊民”；在“重情的团体主义”中包括了“重情”与“为公”；在“务实的理想主义”中，包括了务实和理想；在“辩证的理性主义”中，包括了“辩证方法”和“理性精神”两个方面。可以说，《扶贫志》中很多精彩篇章正来自于展示，参与扶贫的个体是如何将“理想”通过“务实”的路径实现的。而当每个行动，当“一定手段追求一定目的的过程”历经千辛万苦而终获成功，读者内心也产生了不亚于任何一位书中人物内心的喜悦。

读懂乡土中国，或者说，尝试走近广袤田野大地，这份得自书中的心有戚戚焉便是一个起点。如有后来者，也希望对这片热土有所奉献，凝聚众人才智与丰富经验的《扶贫志》也必定是一本绝佳教材。

在后记中，卢一萍谈到，为了写作这本书，他在40多天的采访时间里，完全“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先后深入30多个村寨，寻访70多人，行程1.53万公里。最后，从5700分钟采访录音、240万字的采访笔记和录音整理的素材中形成创作思路，讲述了一个个荡气回肠、精彩卓绝的人生故事。

为什么一位创作者会对这样一个题材抱定如此深厚的感情，甘愿付出巨大的热情和心力去完成？后记开头的一段话很好地做了说明：

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一片偏远的乡土。因为贫穷，那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一心要逃离、摆脱的地方。因为当兵，我得以离开那里，终于不用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刨食，重复我祖辈一生面朝泥土的生活。但我是会做每样农活的，知道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熟悉每块田地里泥土的厚薄和颜色——并非都是黄土，还有暗红、赭色。我清楚地记得每次耕种时的辛劳，以及撒下种子后的忧虑——一切都得仰仗老天爷给的风、给的雨、给的光，风大了，庄稼倒伏，果实落地；雨多了涝，雨少了旱；阳光不足，收成不好，阳光太烈，赤地千里；以及虫灾、假种子，甚至施肥过多，都可能影响收成，所以，做一个农民，一年四季，日日忧虑，步步惊心，心如汤煮。

所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离开农村，跳出农门，既是父母的期望，也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1990年3月，我参军入伍，服役三年余，考入军校，终于不用再怀抱黄土，背负烈日。此后从少尉排长而至军旅作家，或大漠军营或雪域边关，或京城求学或沪上读书，或新疆或四川，或拿枪或捉笔，在外颠簸半生，把自己打量一番，发现依然是个农民——从内心里，也更认同自己的这个身份。主要是发现，四面八方走遍，都是他乡，天南海北滋味尝遍，还是老家滋味最好。故乡只有一个，归处只有一个。所以回到蜀地，总想往老家跑，城里长大的妻子很是不解，城里多么舒适，为啥总想回那个地方？我有些自豪地说，那是我的故乡嘛。

看完这段话，我禁不住在心里打趣卢一萍，套用最近挺时髦的一句话，叫“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啊不对，仍是老农。”若不是曾有过共同的命运，又如何能用农民耕种一般的坚韧和执着，书写出这样知冷知热的体己文字？没有比人高的山，没有比脚长的路。心到了、脚走到了，从字里行间结出的稻谷才香、袒露的每一张面庞才真切的可爱与可敬。也许，对于每一个想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来说，“行万里路”都是不二法门与宿命所向，用一位湖南老乡曾国藩的诗文来讲，便是“读书识字知何益，赢得行踪似转蓬”。

读完《扶贫志》，很想谢谢书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感谢他们也扶了我精神层面的“贫”与“乏”，教我做人更勇于吃苦，擅在苦中求乐、求索，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可忘记“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湖湘精神。他们的无私也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人类的未来通向何处，孟子所倡的“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人人都能过好日子的社会，都值得此刻的我们全力以赴为之奋斗。